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党政府派官船驻北塘河口，检查出入船只。名为检查，实为勒索，如果钱物不到手，他们便以“待命”“待查”为由，扣压船只。因而在行船之前，船家就要准备好“礼物”。此外，盐警队、自卫队、水上保安队等组织的行迹尤为恶劣。水上保安队甚至假保安之名，大做海盗生意。到了日伪统治时期，日本驻天津武官府北塘分室下辖的“四海公司”，常以海上稽察为名，随意抓捕渔民，诈取钱财。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在北塘又出现了国民党海上支部和三青团的组织，欺凌盘剥渔民。
民国初年，有三品子、许三、黑老七、万金子、金牙老六、陈二虎、王兆龙等海匪，盘踞大沽口，横行海上，明抢暗夺，绑架居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北塘商船主侯洪斌从营口装一船高粱到下洼去卖，路经一个叫“都来投”的海滩时，被许三的巡逻船掠去。侯因唱得一口好时调，颇使许欢心，许以船和船工为人质，令侯只身返回筹款赎船赎人。正在这时，许三被韩复榘招安，船工才得以驾船回北塘。
在北塘，不受海匪骚扰的唯有泰发鱼店的杨景周和起盛鱼店的陈玉丰两个渔霸。
杨景周，字郁堂，兄弟五人，因排行老三人称“泰发杨三”。晚清时期，杨三的大哥买了一张“皇家龙票”，从清末到民国六年（1917年）包征北塘周围二十八个渔村的渔税，每年获利二万余元。他在北塘先后开设了泰发鱼店、福生粮店、东发秤房、光明电灯行、泰发东货栈。以后又在天津开设了正大银号及泰发鱼店天津支店。(www.xing528.com)
杨景周以其雄厚的资本垄断鱼货市场，手段有三：（一）用三分息（百分之三的利息）和“大加一”（借十元还十一元），把大部分渔船包在自己名下，收购这些渔船的全部捕获物；（二）用现钱交易吸引外河船，以低价收购其鱼货，然后再高价卖给各家鱼店和小贩；（三）以低价鱼充斥市场，薄利多销排挤同行。
泰发鱼店每年经营海产品达五百余万斤，营业额达五十余万元，占河北省鱼产值的十分之一。
陈玉丰，有五个儿子，父子靠耍流氓和官方势力称霸，因此，在北塘有“打打闹闹起盛家”之说。日伪时期，陈玉丰开始勾结官方势力，他与塘沽日本宪兵队的李耀奇、翻译官张大肚、张二肚关系密切。日本人来北塘办案都住在起盛鱼店。国民党时期，陈玉丰与北塘镇镇长张少璞，公安局分所所长、渔民自卫队头目李大召称兄道弟，并结交了稽察站站长席毓庆，还把大女儿嫁给了盐警大队长贺国祺。他靠这些反动势力撑腰，采取强包船并拖欠包船鱼货款等手段榨取渔民血汗。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到解放前，陈拥有鱼店一处、货栈一处、冰窖两座、一个船坞、一只大商船，资产达十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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