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艺生活，拜师学艺与曲艺教师邱先生

我才十来岁，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左邻右舍的梁大叔（名字记不起来了）、李大哥（李小义）都是唱京戏的，虽然他们都没有唱出名，可是他们的二簧、西皮、四平调，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垂髫的小姑娘，只要隔墙的胡琴、笛子声起，我就书不能读，字不能写，干活也心猿意马，两耳灌满了动听的戏词、音乐。那时，我的家庭生活条件不好，不过家里人偶尔也花钱买张等级最低的戏票，领着我到南市小戏园子去听听戏。我自己也仗着人小机灵，也常去园子里听不买票的“蹭戏”。这样，我对京戏就更着迷了，不仅喜好听别人唱，自己也学着哼哼唱唱。俗话说：“平生学得三句戏，潇洒一世。”我体会这是讲的歌唱中的乐趣，我才学会了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自己就觉得美滋滋的。家里的人和梨园行的邻居，都觉得我是学戏的坯子，有好嗓子，也有可人的相貌，还有一点点学生象生，学旦象旦的小才气。可是，真的要学京戏，且不说登台演出要“头面”、“行头”，要戏箱，就是拜师，请人拉胡琴、吊嗓子，都得花不少钱。如果学唱大鼓、时调、单弦，入曲艺这个门类，花的钱就能少得多。说来也巧，当我家迁在旧旭街的时候，与花四宝和唱时调的赵小福做了邻居。花四宝的梅花调《王二姐思夫》：“八月里秋风儿一刮，人人都嚷凉”，那个好听，真把我引入了魔，背着小书包，站在她家门口，就挪不开步。她在墙里唱，我在墙外学，美得不行。后来，经邻友介绍，我们家结识了一位姓邱的曲艺教师，于是就决定让我拜在邱先生门下学艺。邱先生名玉山，梅花大鼓、天津时调等曲种都能教，可是自己不会弹弦，就凭嘴唱，用手拍板，可教学很有水平，也非常认真。当时邱老师四十多岁，精力充沛，收了好几名女徒弟，攻习梅花大鼓。我拜师之前，花四宝、花五宝就已从邱先生学艺。邱玉山先生是我们学梅花大鼓的开蒙老师。他教我们吐字、韵味、气口都非常严格，鼓套子不仅都要熟悉，而且要练到动听，得心应手。凡经邱先生教过的学生，基本功都比较磁实。邱先生教我们的梅花大鼓，基本上是“金派”的唱腔、唱法和传统段子。三十年代，卢成科先生改革梅花大鼓，把“金派”的腔改得更适合女演员，邱先生很欣赏、佩服，他就主动地把自己培养的女弟子，包括已经显露才华的花四宝在内，都推荐到卢成科先生门下，让我们跟卢先生学艺。旧社会的艺人，靠技艺谋生，成名得利，所以艺门中有所谓“宁舍一锭金，不教一口春”之说，而我们的邱老师在技艺上没有私有观念，而且把学生们的基础打好之后，教到一定程度，他就指引、推荐他们另投名师指点。对我们这一辈的学生——花四宝、花五宝和我是这样，对后来的周文茹等，也是这样。我们对开蒙老师感情深厚，往往舍不得离开。邱先生却毫不隐讳自己在技艺上的局限，他始终承认艺门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调学艺就是要投名师，访高友，求深造。邱老师用他的技艺和品德教育了我，使我毕生难忘。

三十年代我拜卢成科先生为师。卢先生既是著名的弦师，又精于教唱。我和花四宝、花五宝拜他为师后，他并不因为我们跟邱老师学过，是带艺投师的学生而放松基本功的教学，许多段子，我们都唱过了，他仍然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给我们加以调理。我还记得跟卢老师学艺，学《上京》一段，他教了两句，就让我反复地唱，我唱了几遍自己就觉得有根了，可以了。可是，转天他还是教那两句，第三天，照旧，还是那两句，就象留声机跑了针，转来转去也转不出那两句去。我是个急脾气，又贪学，自己觉得也并不笨，为什么老师就让我练这样的“慢功”呢？我嘴头不说，心里窝火，嫌这位老师教得太慢。可是在艺门中，学艺，就得听老师的，一段《上京》卢老师教了我半年！不过，后来我越来越觉得那个“慢功”并没有白磨，卢老师授业就是瓷实。梅花的行腔，讲究缠绵婉转，卢老师要求刚柔相济，舒展自如，唱得情浓意满，高低轻重，抑扬顿挫，就是不显的地方，也都要琢磨到，唱出来经得起品察，也就是俗话说的“受听”。“卢派”梅花大鼓艺术特色最明显的是低腔严谨圆润，又开拓了挺拔有力的高腔音域，加强了艺术表现力。如唱《杏元和番》这个段子，“杏元含悲”一句，如果柔中无刚，只用低音，表现不出陈杏元这个人物的个性。卢老师研究采用口腔与鼻腔共鸣，高低相济，唱出了人物的忧怨感情。还有些平唱，虽也娓娓动听，但气氛出不来，卢老师采取翻高八度的唱法，达到动人心弦的效果，因为卢老师本身是一位高明的弦师，“卢派”梅花在音乐伴奏上也充实了许多新鲜、活泼的“过门”，尤其是“三番”的间奏，热烈火炽，优美动听。唱几句鼓曲，乍说起来没什么，句式基本上为七字句，偶尔加三字头，快板中有时有五字句；曲牌子也就是“太平年”、“银纽丝”、“湖广调”等，但是，细抠起来，却有许多的讲究。比如，常说的字正腔圆，我们的民族歌唱艺术，腔最忌“荒”，字最忌“倒”，如果不明汉字四声平仄之理，其结果必然是满口的荒腔倒字，这就要求演唱者明了四声音韵之理，音律之道。鼓曲的美，不仅仅在于歌喉。这就需要刻苦学习，其中的甘苦也是一言难尽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来自旧社会，来自苦难中没有多少文化的艺人。

我自幼辍学从师学梅花大鼓，还不仅是个人的爱好，同时也是为了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我还不到及笄之年就登场鬻艺。一九三九年，天津发大水之后，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我为了养家餬口，每天得赶好几个园子，南市的庆云（现在的共和）、北马路的宝和轩、西马路的大陆……几处园子都跑到，就象当时的白牌有轨电车一样，围着四面城转，那真叫疲于奔命。可是，无论一天赶多少场，跑多少园子，上场就得抖起精神来演唱，还得在技艺上求长进，唱得“叫座”。那时候，自己年轻，精力旺盛，也从不惜气力，除了在多家园子之间赶场之外，还为几家电台演唱。上电台，不是很容易的，尤其象我那样还未成名的年轻艺人，不得不接受代播广告的附加条件。有一阵子，一次要报几十种商业广告。不过，我的红楼鼓曲还有吸引力，只要电台一播放，饭馆、酒楼、茶社、商店，居民百姓，收听的人很多。象“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之类的唱段，比较广泛地流传开来，我的“花小宝”的艺名，也响亮起来了。邀请我演唱的园子更多了，电台附加播送的广告减少了，我从天津到北京、秦皇岛等地跑码头，得到了广见识的机会。

在我赶场的园子中，天津南市庆云是个大园子，经常是小蘑菇（常宝堃）、赵佩茹的相声“攒底”，前边有石慧儒的单弦，小彩舞的京韵等等。一九三九年底我上庆云演出，正逢金万昌老先生也在那里献艺。金老先生已享有“梅花鼓王”的荣誉，我能与鼓王同台，这是我的荣幸，更叫我兴奋的是能够欣赏鼓王的技艺。“金派”的梅花确实是名不虚传，从上台到退场，处处有讲究，尤其是击鼓技能独到，鼓声与伴奏弦乐节奏是那么默契和谐，重音有如万马奔腾，气势磅礴，低音似涧下鸣泉，淙淙涓涓，高低轻重，抑扬顿挫，充分发挥出鼓的伴奏作用。我心里很纳闷，都是那样的两根鼓槌子，两块板儿，怎么在金老先生手里就击得那么有韵有调、有滋有味呢？我多想把金老先生那套鼓板学到手呀！

每场演出节目很多，我上场在前，金老上场在后，中间还有别的节目，为了听金老的演唱，特别是想看他击鼓，我下场以后就不走，等着看金老上场。金老的技艺，光听光看，还是得不到诀窍，非请他亲自指点不可。我想央求金老，可又不明金老的禀性。我碰钉子不要紧，不能强人所难呵！我又偷听偷看了几场，越听越看越爱，下决心非学到手不可！有一天，我瞅着金老正高兴，就趁机向他讨教，金老看看我，沉了一会儿说：“好个体面的孩！”我紧赔着笑脸央求，老人才凄然说道：“不是我不愿教你，这行当不养小不养老呵！”我告诉金老，我对他的鼓板着了迷，不学会饭也吃不香。金老点了头，答应教我，我喜出望外。这样，在卢成科老师授业的同时，我又得到金万昌老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慢慢地我懂得了在画家的笔下能分五彩，在好鼓手的槌下鼓也能分五音，我的艺事有了长进，对恩师感怀不已。(www.xing528.com)

我的嗓音条件比较好，有甜润、宽亮、清脆、腴美诸方面的优点。从师学艺以来，在发音吐字上下过很长、很大的功夫，字从我口中“咬”、“吐”出，力求不松不泛，不粘不钝，声声入耳，字字清晰，而且要悦耳动听。我演唱过较多的红楼曲段，从金万昌先生所唱来说，缠绵徘恻，荡气回肠，堪称独绝，“花派”是有所不及的。“花派”更宜于爽朗嘹亮之曲，因此如何发挥“花派”的特长，而熔铸“金派”的优点，做到刚柔兼备，双美而不两伤，使“花派”艺术更上一层楼，从师辈到我们姊妹行，都做过许多努力和探索。近年，我在演唱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创作的梅花新曲《秋窗风雨夕》的时候，在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做了一番努力，为红楼新曲谱新声。《秋窗风雨夕》这个梅花调红楼新段，一九八二年在天津曲艺新节目的演出盛会上，由我演唱。周先生特为此返回故里听歌，使我们欣感交集。周先生撰文对我演唱这个新段子作了赏析，还写了一首诗：“红楼诗境谱新声，一曲梅花着意听。重见津门春水碧，故乡弦索最移情。”《秋窗风雨夕》的成功，还有一段值得深深怀念的往事：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夜晚，北京文联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举办了一场极为别致的红楼曲艺会演，曲坛名艺人萃于一堂，极一时之盛。而更使人永难忘记的是周恩来总理惠然前来亲聆鼓曲，全场欣喜意外，情景格外动人。周总理入场，一点也不肯扰动别人，也不坐前排的首长席，自己悄悄地在中排一个空位上就座，从头以至终场，凝神静听，对红楼鼓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深刻的欣赏。当时，周总理就说：红楼鼓曲可以演唱，也可以撰写新词。周汝昌先生心情激动，归寓之后，寻声走笔，创作了《秋窗风雨夕》梅花大鼓新词，以为纪念。但新词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六月才得以在天津发表。承周汝昌先生不弃，邀我按词制谱，并为演唱。我们怀着对已故总理的深切怀念来逐字推敲，寄意抒情，力求推陈出新。

《秋窗风雨夕》全曲没有多少“情节性”，也没有多少热闹儿可听，它的本质是抒情。开头宝钗前来探望黛玉对话谈心，引动黛玉的思绪，风雨秋宵，孤怀难遣，而宝玉在风雨中忽然到来，黛玉惊喜万分，欣感交集。宝玉一到，也就到了曲终的分寸。周先生用了寥寥几笔：“这姑娘喜极反落伤心泪，那纱窗外犹兀自阵阵风声和雨声。这一回风雨秋窗来相会，到了后来玉碎珠沉他们抱恨无穷！”全局的构思和手法，不是重在叙事，而是抒情，其精神韵味全在于只有“唱叹”之音。历来鼓曲的红楼段子，总是取材于葬花，探病，而没有人演唱“风雨夕”。我体会到此中的新意，行腔度曲，重在传神，而不泥其迹。周老对我的劳动表示满意，并多嘉许。他说：“史文秀同志的按词制谱，匠心独运，至精至细，处处有其精彩的特色。”还说：“听史文秀这段红楼新曲，发音吐字，配曲行腔，已经达到了高度考究的水平。”我深深感谢老专家、前辈对我的鼓励，在红楼鼓曲的艺术上，我将倾注全力，更上一层楼。而这一件事，在我的从艺生活中，无疑是最难忘的。

我垂髫学艺，在曲坛上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现已进入花甲之年。“芳林新叶催陈叶”，我作为一名老演员，培养新秀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的心愿。解放以来，天津市曲艺团注意培养青年演员，藉薇、张雅琴、史玉华等梅花新秀都已崭露头角。现在青年演员们学艺的主客条件很优越，是我过去梦想不到的。但是在艺术上要取得成就，就必须象许多前辈那样下苦功夫，认真对待技艺，要知道艺术上的高招多得很，只有不懈地钻研才可能提高自己的艺事。我回忆自己从艺四十五年的一点简单经历，想起“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俗话，愿与青年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