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推翻帝制话辛亥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遭到失败后，孙中山仍继续在美国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闰六月十七日（8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说：“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但他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所向往的胜利就在湖北省会开始了。他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从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

孙中山后来在他的回忆革命经过的文章中说，当时他如果经太平洋回国，二十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是他认为，他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又认为，外交方面的关键是在英国。因此他从美国到了英国。这时外国报纸上已经有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将由孙中山担任的说法。他在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对清朝政府的巨额贷款进行交涉，并且想同银行团商谈革命政府借款的问题。英国方面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朝政府，至于革命政府，那要等正式成立后才能开仪借款问题。孙中山又从英国到法国，然后登轮回国。

12月25日他到达上海，已经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

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倡在中国通过革命实行资产阶级理想的人，他为此已经坚持不懈地斗争了十多年。从1895年起，他被清朝政府通缉，从此他不可能回到国内活动。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的迅速响应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年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所结出的果实。孙中山是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而回到国内的。

孙中山回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就在革命党人中也有人不赞成他回国，例如坚持主张黎元洪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就以为孙中山最好还是在国外活动。谭人凤的自传说，他当时的主张是“黎既冒首义功，自应俾之过渡”。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他又认为，“中山不悉国内情形，临时政府初起事艰，绝难胜任，不如以全权大使历聘列强，备为异日正式选任。”

革命势力由于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一个有力的中心人物，这使反对革命的方面感到震惊。袁世凯派到上海进行和议的代表唐绍仅在12月27日电告北京的内阁说：“默察东南各地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指清政府）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

当孙中山快要到达上海的时候，许多报纸说，他带来了“巨资”，支助革命军。孙中山在他自传中这样说：“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望我音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①

但是和议已经在12月28日在上海开始。

袁世凯派出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是19世纪70年代的留美学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多年，1900年后在清朝先后任外务部、邮传部的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他既是袁世凯所信任的官员，又是个老留学生，因此被派为代表。袁世凯还派了各省籍的官员和名流多人随同唐绍仪南下。唐绍仪谈判的对手伍廷芳，也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曾在香港充律师，又做过清朝的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和刑部的恃郎，并且担任过两任驻美国使臣。他第二次出任驻美公使，1910年初回国后，住在上海，和立宪派的张謇等人接近。武昌起义后他宣布赞成共和。伍廷芳有几个参赞，汪精卫是其中的一个。汪精卫在北京出狱后己为袁世凯所雇佣，他是随着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一起到上海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却又一变而成了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由于他既同袁世凯关系密切，又被认为是同盟会的革命家，所以他在议和进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www.xing528.com)

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急于要求南方，也就是革命方面承认停战状态继续保持下去，虽然事实上在安徽、陕西、山西等地主要由于清朝军队发动进攻，还有战事。南方认为，既要停战，就不应有例外的地区。唐绍仪接受了伍廷芳的建议，双方通知交战地区的军队一律停战。伍廷芳接受了唐绍仪的主张，在预定的停战期满后继续停战七天（1911年12月24日到31日）。

唐伍间的上海会议所讨论的并不只是和战问题。袁世凯在会议开始时通电各省说：“此次派唐绍仪赴上海议和，实为商谈改革政治问题。本大臣向来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即英、德、法、俄、日本，亦均赞成君主而反对共和。故此次上海会议之结果，可预料其决无改为民主之理。”维持清朝皇室而实行君主立宪，这是袁世凯公开表示的政治主张。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想维持清朝，而是要取而代之。他的代表唐绍仪显然摸透了袁世凯的用心，在会议上表示，不但他自己不反对共和立宪，而且似乎袁世凯也并不反对，只要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唐绍仪还表示，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使清廷易于下台，使袁氏易于转移”。

12月20日的会议上，唐绍仪提议，由南北各省，加上内外蒙古、西藏，各推代表，举行“国民大会”，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和平解决”善法。伍廷芳表示同意。这两个官员，尽管各自作为一方的代表，但是他们本来气味相投，当然很容易得到一致的意见。清朝朝廷，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后，12月28日发布谕旨，同意上海会议上两个代表的协议。

但是对于上海会议达成的这个协议，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的当权派以及集合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们中间，引起了疑虑和反感。这是因为：第一、袁世凯虽然再三要求停战，却乘机派兵侵入山西、陕西，这使人们认为他是实行“南和北战”的策略，在和平烟幕下争取时间，加强他在北方的地位，以便进一步用武力对付南方。如果再要推举代表召开新的会议，那就使他得到更多的时间。第二、袁世凯公开主张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这就使那些愿意袁世凯来担任民国总统的人们怀疑他是否有此决心。第三、如果还要举行一个新的会议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那就是否定了已经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的地位。

孙中山正在这时候回国。在他到达上海后四天，12月29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与会的有十七省代表，每一省投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只有浙江省代表没有投他的票。12月31日，孙中山率领一些随员从上海到南京。次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就是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

前面说过，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各省都督和各省代表会议已经酝酿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而且他们在企待袁世凯来担任总统，因此，他们只是推举了黎元洪和黄兴作为大元帅、副元帅，暂代临时总统的职权，而这两个人又都没有就职。只是因为袁世凯迟迟不作出最后决定，他们才感到有必要迅速把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不能长久保持下去，这固然是他们要成立中央政府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他们认为，成立了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承认”。当时参加革命的所有人，包括真正的革命派，更不用说投机分子了，都把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看作是首要的事。第二，他们又用成立中央政府来向袁世凯示威，但并不是同袁世凯决裂，而是企图迫使他早下决心抛弃清皇朝。因此，他们只愿意把新政府称为“临时政府”，孙中山只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然反对用“临时”的名义，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回避他出任大总统所可能遇到的风险，毅然地到南京就职。他在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但是他不能不受到革命队伍里的那种并不想彻底进行革命，要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思潮的影响。他的就任大总统誓词中说：“至专制政府既例，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他又致电北京的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组织临时政府，并且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持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这种情形决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命运。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它所担当的任务不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是用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