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政权被反革命夺取，中国近代历史纪实

以黎元洪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在内部篡夺武昌政权，袁世凯则从外面来和他配合，给他协助。当时汉口有一个军政分府，以刚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主任和副主任，其余的负责人也多半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称为“军政分府”，表现了他们对于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武昌军政府的不信任。面对着袁世凯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军政分府首当其冲，它支援前方战争，守卫汉口，起了很大作用。黎元洪出于忌恨，曾想取消这个军政分府，而只给以“驻汉鄂军支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义。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自己手里没有军队的詹大悲、何海鸣离开汉口，逃到九江方面去了。据汉口军政分府的成员之一的温楚珩说：黎元洪与詹大悲矛盾很深，詹如不走，必被杀。北洋军的攻占汉口，起了帮助黎元洪消灭对他不利的汉口军政分府的作用。

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来到武昌的黄兴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物，在湖南湖北尤其有很高的声望。武昌起义后，曾有人提议请黄兴来当都督。他到了武昌，立即过江到汉口，指挥仍坚守市中心区的民军，组织反攻。民军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但没有能突破具有优势兵力的北洋军的包围。北洋军的统领冯国璋下令放火焚烧汉口街市，使残余的民军无法立足。这样，汉口终于完全被北洋军占领，但是汉阳仍为民军所防守，黄兴作为总司令继续在汉阳同北洋军作战。

革命派中有人主张，黄兴的名义应该是“南方民军总司令”，对湖北省都督黎元洪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削弱黎元洪的地位的主张为立宪派绅士汤化龙等极力反对。他们说，为了团结一致，黄兴只能是黎元洪委任的“民军战时总司令”。加上“战时”二字，带有暂时的含意。已经和立宪派一个鼻孔出气的有些革命党人如居正，完全赞成这种主张。居正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志有不以委任为然者。余曰：军政府须有体系，非委任不可。但当慎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于是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搭起了“拜将台”，举行由都督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总司令的仪式，据说这是仿照汉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事，这种可笑的仪式好像是推崇黄兴，其实是为了抬高黎元洪的地位。

黄兴率领下的民军，其中包括从湖南开来援助的两个协的军队，在汉阳同北洋军隔河对峙。黄兴的计划是以全力渡过襄河（即汉水）收复汉口。11月17日，汉阳的民军按照黄兴的命令发动进攻，但因各路部队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没有得到预期的战果，在敌军的反攻下全线溃退。这时袁世凯已经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为了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屈服，汉口的北洋军从11月21日起向民军发动猛烈的攻势。黄兴率领全军死守汉阳，经过七天的激战，汉阳终于被北洋军占领。

11月27日，民军残部和总司令黄兴本人都过江到了武昌。

退到武昌的黄兴在军政府集议时宣布战败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官兵不用命，第二是军队未经训练，第三是缺乏机关枪和野炮。他主张放弃武昌，到长江下游去攻打南京，以后再来收复武汉。他的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黄兴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

有些亲身参与当时的汉口和汉阳战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指出：武昌军政府方面本应以必要的兵力沿京汉铁路线和汉水上游扰乱敌军的后方，这样至少可以使敌军不能全力进攻汉口和汉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武汉外围，还有不少自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武装力量，武昌军政府方面也没有很好地领导和组织这些力量来从各方面扰乱和打击敌军。北洋军是久经训练的兵士所组成，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也比民军强，包括黄兴在内的军政府方面的指挥员，眼中只看到武汉三镇，只知道在狭窄的地区内用阵地战来抗御优势的敌人，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是他们战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回忆录的作者还指出，军政府内部有许多矛盾，当黄兴担任总司令时，不但黎元洪不给以支持，而且军政府内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和由旧军官组成的参谋部也同黄兴有矛盾。这些矛盾使民军方面不能有真正统一的指挥。这些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回忆录的作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经验，所以他们还指出，当年的革命党人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说，“武汉人民拥护和支援革命的事情，我们是熟视无睹的。既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就不能依靠群众发掘他们的潜力。”群众在战争中只能从旁呐喊助威，而“革命党人……不知进一步组织民众从多方面来支持战争，以致使人民拥护革命军、反对清朝的热情无从变为强大的力量。”他们对于战争失败的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黄兴当日的看法要深刻得多。

北洋军打败了黄兴，使他灰心失望地离开了武汉，这实际上是又一次帮了黎元洪的忙。由于汉口和汉阳失陷，武昌城里谣言四起，好像北洋军就要打过江来。11月30日，北洋军从汉阳的龟山炮轰武昌城，进行威胁。军政府各机关中的投机分子大多逃散。

12月1日，龟山打来的炮弹落到了作为都督府的咨议局里。黎元洪这时已看清楚大势，是一定要“革命”的了。但是为了躲避风险，保全性命，他仓皇地带领少数亲信，溜出武昌城，跑到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立宪派绅士的头子汤化龙则已在汉阳失守时跑到上海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局面的是革命党人。原来的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继黄兴之后，出任护理总司令（代总司令）。他们又以总监察刘公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宣布由刘公代行都督职权。在危难中，他们的表现同混进了革命队伍的人还是有所区别的。(www.xing528.com)

袁世凯不想损害黎元洪在武昌的地位。一个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府是对他有利的，北洋军虽然隔江炮轰武昌，但并没有发动过江进占武昌的攻势。11月26日，即汉阳为北洋军攻占的时候，袁世凯在北京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表示愿意同武昌方面在双方满意的条件下求得停战，并要求英国人把这意思设法转达黎元洪。朱尔典立即电告英国驻汉口的领事葛福。葛福在同冯国璋商议后，派了个英国商人带了停战条件在12月1日晚上来到武昌，黎元洪已经不在武昌。刘公、孙武、蒋诩武等人认为停战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就按照英国人的要求，也就是袁世凯方面的要求，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在停战条约上面盖章。这个条约规定停战三天，在这三天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而且规定在此期间，民军方面的兵船“不得行驶，并将机关卸交驻汉英水师官收存”，北洋军方面的火车，“不得往来作军事上之运动，由驻汉英水师官监视”。

黎元洪对于这个停战的协议，是十分满意的。英国人和袁世凯方面都认定他是成立和议的对手，这就大大加强了他不仅在武昌政府中，而且在整个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武昌的革命派中虽然有人认为黎元洪在紧急时擅离职守，应加以谴责，但是这种意见被否决了。革命党人没有勇气不要黎元洪，因为失掉黎元洪就意味着必须和袁世凯继续作战。他们重新把黎元洪请进了武昌城。由于不少立宪派人士跑掉了，军政府人员作了一次改组。内务部长、财政部长等换上了革命党人在起义前预定的人选，但是这并不表明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地位加强。

三天的停战期满后，仍在英国人的斡旋下，又继续停战三天，接着又停战15天。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包括全国各省。袁世凯承认黎元洪有权代表所有起义各省成立这样的协议，是进一步提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事实上，从此，在武汉和武汉外围再没有战争了。随着黎元洪的地位的巩固和革命派内部的涣散，在武昌政权中，革命派的力量当然不能有所增强，而且他们只能毫无抵抗地被黎元洪逐一地收拾掉。

这里应该指出，在当时的革命派的心目中，文学社、共进会以至同盟会这些革命组织的作用只是为了发动起义，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虽然如前所述，从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可以看到，革命派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名义把自己结合起来，在政权中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他们有时也以这种名义集会，共商大计，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共同政纲，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相反的，他们中不少人在开始感到胜利在握的时候就各自争夺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同旧势力沆瀣一气，并且在自己内部互相倾轧，互相排挤。当战事实际上已经停止的时候，旧官僚、旧军人以及君主立宪派的绅士们，以黎元洪为中心加倍地积极起来了，而革命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更紧张起来了，这样就决定了革命派的涣散瓦解。

武昌军政府中一直由革命派掌握的机关是军务部。军务部的3个部长，就是原来的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原来的文学社的蒋翊武，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武。三武之间互争雄长，各不相下，“如委一军官，三人都要委派，平均势力。”共进会的刘公主持下的总监察处和三武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蒋诩武在汉口、汉阳失守的情形下担任总司令，对稳定局势起过一定作用，但在和局已定时，刘公的总监察处召集会议，决定蒋翊武不应再任此职。黎元洪当然接受这个意见。从此蒋翊武连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也失去了。后来在1913年，由于参与反袁世凯的斗争，蒋翊武在广西被杀。另一个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也因和孙武相互倾轧而不能立足，由黎元洪以购置军火的名义派到上海去了，到了1912年8月，黎元洪在北京借端把他杀死。军务部部长孙武则同黎元洪的亲信相勾结，巴结黎元洪而擅权跋扈，引起了革命派中许多人对他的愤恨，1912年2月，一些军官，其中主要是原来的文学社社员，为反对孙武发动了一次武装政变，当时人们甚至称之为湖北的“第二次革命”。但是这其实说不上是革命，不过是一部分新的当权者中的内部冲突。利用这次政变，黎元洪杀死和赶走了在军队中的一些文学社社员，同时也解除了孙武的职务。孙武此人，一往不返地堕落下去，后来，袁世凯在准备做皇帝时，他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义勇侯”的封号。至于刘公，1912年初黎元洪任他为驻襄阳的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这样就把这个似乎很有权力的总监察赶出了武昌。当时所谓“北伐”不过是空谈，在这左翼军总司令官麾下，“兵不满千，官多械少”。刘公虽然还想在襄阳招兵买马，但是不久，黎元洪就以他并不是“军事专门人员”而是“政法专家”的理由要他交出了军队。他被遣送到北京成下袁世凯门下的“高等顾问”。

革命派的人们虽然拥戴黎元洪，至少不反对他，但是这些人以革命首义有功的资格在他座位前指手画脚，仍是他所厌恶的。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的地位终于在起义后不到半年间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跑开，剩下的也同反动势力同化了。革命派没有能力保持住经过他们的奋斗而夺得的政权，只能听凭由他们自己扶上宝座的黎元洪来摆布他们的命运。

这时，黎元洪反过来摆出了民国栋梁的功架，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而大肆攻奸说：“不意专制政治尚未除尽，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尽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照黎元洪的说法，第一步应当是“革命党消”，第二步应当是“革命军消”。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是不足怪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果实落到他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手里。但是应当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