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纪实：谋略处领导的演变与辛亥推翻帝制

在当时的革命士兵们的心目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革命就是要以一个新的政权来代替清朝统治。既然已经夺得了湖北的省会武昌，就应当建立一个向清朝宣布“独立”的湖北省的政权，以促进其他各省的响应，而达到全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目的，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来建立这个政权。

躲在一个参谋家里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在11日早晨被起义的兵士们发觉了。兵士们强迫他到楚望台。在楚望台担任指挥的吴兆麟以对待长官的礼仪迎接他。当天下午，革命士兵中的骨干分子们发起在咨议局召开会议，来解决建立新政府的问题。黎元洪在士兵们的枪口的威胁下来到了会场。革命士兵们所以选择咨议局做会场，是因为他们把咨议局看作是一个能代表“民意”的“新”的机关。咨议局的绅士们这时还不敢出头，在士兵们几次催请下，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和其他几个议员才不得不到会。汤化龙被推为会议的主席，这个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绅士面对着刚从战场下来的兵士们，不能不表示赞成革命，但他说，清廷一定会继续用兵，他不是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大家筹划，他是一定尽力帮忙的。在这次会议上，吴兆麟提议，由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他的建议得到了咨议局的绅士们的赞成，也得到了到场的士兵们的赞成。

黎元洪（1864－1928年），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早年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中供职。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之战中覆灭后，他成了张之洞的部下。张之洞很赏识他，曾派他到日本学习，逐步把他提拔起来，在1905年成立第二十一混成协时任他为协统。他是一个和革命毫无关系，而且从来敌视革命的旧军人。

当时参加起义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说，在参加起义的部队中，“非革命分子而临时同情革命的占多数”，“在咨议局开会推举都督的时候，新参加的人数超过革命党人”，这的确是给了黎元洪上台的机会。多数的兵士们，由于习惯势力，总认为要成立政府，就要有黎元洪这样地位高的人来带头才像个样子。就是革命党人也没有能摆脱这种习惯势力，他们想依靠黎元洪、汤化龙的“声望”来号召群众，因此至少并不反对。而且共进会和文学社虽说是合并了，但门户之见仍然存在，他们并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原来商定的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负责人蒋翊武、孙武、刘公都没有在起义的过程中露面，他们中任何一个即使被提名，也不可能得到一致赞成。

在产生了都督的后一天，10月12日，又在咨议局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府下所属四个部的人选，汤化龙被邀请担任民政部长。那么，是不是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政权立即就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呢？事情却也不是这样简单。这是因为，至少在武昌起义后最初几天里，黎元洪和汤化龙还不相信革命真能胜利，他们还不敢马上来享受奉送给他们的政权。

据汤化龙后来说，他最初有过出任都督的打算，但其他立宪派绅士认为，“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所以劝阻了他。在起义者给了他民政部长的名义后，他没有推辞，但也不就任。他和他的朋友们还要观望一下。如果汤化龙可以暂时采取超然态度的话，黎元洪在被安上都督头衔的时候，感到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实际上是被士兵们软禁在咨议局里，——当时，都督府就设在咨议局。他担心他的脑袋可能搬家：或者由于附和造反的罪名而被清朝政府砍掉，或者被认为不顺从革命而被士兵们砍掉。他在咨议局里采取不言不语的办法，既不敢拒绝担任都督，但也不出任何主意，对于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告不发表任何意见。

在把黎元洪推举为都督的那一天，还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共15人，为首的是蔡济民（1887－1919年），新军中的一个排长，是日知会、文学社的成员。在10月10日夜里的起义中，他是二十九标中的革命士兵的带头人。其余我们所知道的人，除几个排长外，都是士兵。他们是文学社或共进会的成员，并且大多是在第一夜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在最初几天里军政府的一切大事都由谋略处决定。虽然军政府还成立了四个部，但都有名无实。谋略处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核心，可以说，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谋略处手里。革命幼苗刚刚出土，它是否真能成长起来，不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官，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甚至连革命派中的那些原来的领袖人物都还觉得没有把握。在这时候，抚育幼苗的工作落到了代表革命士兵的这些年轻人手里。组成谋略处的十几个人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30多岁的小伙子，他们不自觉地掌握着革命的政权。他们在最困难的阶段把革命幼苗抚育起来，完全没有想到革命的果实立刻就会为反革命和假革命所吞噬。

武昌虽然说是光复了，许多在起义的夜里没有参与行动的新军兵士们也来参加革命了，但是长江上还泊着三艘清朝的兵舰，汉口方面还有张彪及其残部，武昌城内外也还有潜伏的反革命兵力。就在11日下午，逃匿蛇山上的原第三十标的百余满洲兵，在反对革命的军官率领下，突然偷袭咨议局，虽然他们立即被革命士兵所歼灭，但足见武昌的局势并不稳定。第二天，盛传清军即将大举反攻的谣言，满城风雨，军政府内有些办事人员悄悄地跑开了。在这种情势下，谋略处这个核心的存在，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分散在武昌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实行了镇压，并且在13日布置炮兵阵地，对长江上的三艘清朝兵船进行了炮战。革命的炮兵打得很好，清朝兵船受了伤，不得不远远撤退。这时，汉口和汉阳，由于驻扎在那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发动起义，也光复了。汉阳由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亚东担任知府，李亚东是日知会会员，1906年被捕，已经坐了五年牢了。汉口在光复后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由詹大悲和何海鸣分任正副主任，他们两人也是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张彪手里只剩下两个营，退到汉口郊区的刘家庙。

武汉以外，湖北各地也动起来了。

10月13日共进会的刘英等人在鄂中的京山、天门间起兵，占领了这一带地方。刘英是共进会预定做湖北省副都督的，他所依靠的是会党的力量。同一天，群众武装占领汉川，推举从汉川狱中出来的日知会会员梁锤汉为总司令。(www.xing528.com)

16日，黄州、蕲春一带也由革命党人宣布光复。到了18日，驻宜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起义，迅速地获得了胜利，属于文学社的年轻的士兵唐牺支被推力司令官。这样，武汉的两翼，长江的上下游都有了保障。谋略处决定扩充军队，成立四个协。武汉城乡群众报名参军的人极为踊跃，五天就已足额。新军的兵士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四个协的各级军官。四个协统是吴兆麟、杜锡钧、林翼支、张廷辅。在这四个协成立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五协，协统由发动武昌起义的工程兵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代表熊秉坤担任。

旧的衙门打倒了，群众是高兴的。新产生的政府和军队一开始确也有些新的气象。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军官和军政府办事人员一律每月“仅支车马费20元”，兵士的待遇则有些提高，“兵士每月支10元，头目12元”。军队的纪律很好，兵士们意识到自己应当和旧军队有所不同。社会上有了讲平等的空气，不许唤“老爷”、“大人”，不许坐轿。汉阳兵工厂正常地开工，工人们积极地生产枪械，供应民军。商会为军政府代筹经费。军政府没有能在军事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他们本来可以占领汉口往北直到武胜关的铁路线，把武汉北方的大门守起来，但是没有这样做。清朝政府派出的讨伐造反者的部队的前锋，在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开到汉口附近。谋略处部署民军阻击。新编成的军队虽然缺乏训练，但是他们一般地打得很勇猛，并且得到了农民和铁路工人的支持。

10月19日把敌人逐退到离汉口四十里的摄口以北。初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武汉的军民。看到武汉的军政府有可能站住，有些原来新军中的比较高级的军官出来投靠革命了。由于民军中缺乏军官，他们受到录用。其中有的人不但是投机，而且起破坏作用。还有些和黎元洪有关系的官僚政客也跑出来了，他们包围着黎元洪，给他出坏主意。革命党方面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出来了，但他们一般地没有起好作用。蒋翊武从逃亡途中回到武汉后，据当时和他接触的张难先回忆说，他所担心的不是黎元洪当都督，而是黎元洪不肯承担这个职务。从上海来了居正，他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共进会的领袖人物，还来了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他们都是革命党中的知名人士。他们一到武汉，就和汤化龙一流人相结合。刘公、孙武也相继到了武昌。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黎元洪当都督是适当的，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把黎元洪是否真正愿意当都督看成似乎是成败的关键。

黎元洪逐渐变得“积极”起来了。在居正等人推动下，10月16日演出了由黎元洪登坛祭告黄帝并誓师阅兵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革命人物开始放下心来，黎元洪到底真正当起都督来了。这时，居正和汤化龙一起编制了一个《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在17日产生了各部部长，算是正式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根据组织条例成立的军政府称为都督府。都督是军政府的首长，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都督府设四个部，司令部总长由都督兼任，另外三个部是军务部、参谋部、政务部。被任为军务部长的是孙武，副部长是蒋翊武和张振武（共进会的一个会员），参谋部长是杨开甲，副部长是吴兆麟、杨玺章。政务部部长是汤化龙，政务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个局，都由原咨议局的议员们主持。由此可见，这个新政府的政务部完全归立宪派的地方绅士控制，参谋部交给了旧军官，只有军务部是在革命党人手里。

立宪派绅士们也积极起来了，一切混入革命的旧势力都积极起来了。由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谋略处从10月17日起不再存在了，由谋略处实际上当政的短暂的时日过去了。组成谋略处的成员们一般地不再在武昌军政府中起什么重要作用。他们中有些仍在军界活动的人，在民国初年先后直接或间接地被袁世凯、黎元洪杀死。

湖北省军政府到了10月26日又作了一次改组。根据这一天颁布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司令部改称军令部，原来的政务部下所属七个局，除文书局外，都改成部，再加上原有的军务、参谋二部，共为九个部。由政务部分化出来的六个部仍由立宪派绅士们把持。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是黎元洪所亲信的原新军的一个营长。参谋部也仍由旧军官担任。这样，革命党人所掌握的仍只是军务部一个部。这个条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规定了军政府的都督的“僚属”中有秘书、顾问和稽查员这三种人，并且规定：秘书和顾问“由都督自行任用”，而“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命”。就在这个稽查员制度的基础上不久又成立了一个总监察处。总监察处设总监察一人，下分稽查、参议二部。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中规定：“总监察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选，呈请大总统亲任。稽查、参议二部人员，亦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举，会同总监察呈请大总统加扎委任”。这个总监察处是干什么的呢？“本处系奉全国大总统之令，监察鄂军政府各部用人行政而设”；“本处有监察军政府全体之责，虽都督有负职等事，亦得禀请大总统核办”。这里提到的大总统，是指全国的大总统，但当时还没有全国的政权，简章中的这种规定，显然是为了表明，总监察处的地位很高，它不由都督任命而是有权干涉都督的。简章还规定，湖北军政府的各部正副部长都要由监察处“公议推举”，然后“商请都督委任。”

其所以在《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规定了稽查员的制度，并且进一步成立了总监察处，看来是因为革命党人发觉作为都督的黎元洪的权力大大的缘故。他们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资格而取得对都督和以都督为首的军政府实行监察的地位。总监察处是成立起来了，共进会的领袖之一的刘公担任总监察，但是总监察处显然并没有能起它的简章所规定的作用。这只要看参与当时军政府的人的回忆录极少提到这个机关就可知道了。不少人把它的名称误为总监察部，以为它是同军政府各部相并列的。事实上，总监察处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机关，丝毫不能扭转政权、军权逐步完全落到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的手上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