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内部涣散与广州两次起义的纪实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行动，是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当革命条件愈益成熟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没有能立刻看到预期的胜利而感到焦躁和失望。同盟会本来是由若干小团体联合而成，原有的小团体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它内部日益出现了意见分歧和派别倾轧，甚至发生了组织的分裂。

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首先和同盟会分裂。章太炎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在上海出狱，到了日本，受到同盟会会员和学生界的热烈欢迎。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改由章太炎主编。当时，除孙中山外，黄兴、章太炎也是在同盟会中有声望的领导人物，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知识界中有很高的威望。1907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东京鼓动了一些同盟会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继任。这时，在东京主持同盟会会务的是同黄兴接近的刘揆一，却不赞成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叙述他的革命历史经过时说，正在他进行钦州、廉州的起义时，“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就是指这件事。这个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从此孙中山和章太炎之间再也不能合作。

1908年陶成章和光复会的一些人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各地进行活动，他们重新恢复了光复会的组织，表示反对同盟会的领导，而以仍在日本的章太炎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有的原来不属于光复会的人，如曾接受孙中山的指挥在潮州发动起义的许雪秋也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孙中山派遣到荷属东印度各地华侨中筹款的人，和光复会一派人互相排斥。章太炎、陶成章作为革命活动家而言，较多地代表小生产者的倾向，他们同孙中山的分裂，既有一些人事纠纷，又是保守的小生产者拒绝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的表现。

还有一部分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员，对于孙中山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1907年秋天，他们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的会员虽然并不算是脱离同盟会，但它实际上成为和同盟会并行的组织。它的章程中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四句话为宗旨，把同盟会所说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这样的更难以理解的话。共进会发表了一个白话文的和一个文言文的宣言，前者说：“若是守我们的本会正大宗旨去驱逐满人，世界上就称我们为革命的英雄”。后者说：“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两篇宣言没有提到民主的问题。共进会的组织形式沿袭旧式会党的“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它的一些会员虽然在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这个组织，总的说来低于同盟会已达到的水平。

还有一些同盟会会员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有刘师培（刘申叔）、何震夫妇，他们在1907年办了个名为《天义报》的杂志，刘师培还和曾主编《民报》的张继一起以“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名义宣讲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刊物上大唱高调，以为讲民族主义，讲民主政治都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必须“政府既无，人民共产，无统治被治之分”那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他的高论中已经露出反动的尾巴，他以为中国向来的专制政府其实是种“放任政治”，还比资本主义制度高明，因此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将是很容易的，而且他竟然说，“若干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刘师培夫妇讲无政府主义是在1907年，第二年他们就由一个姻亲介绍而把自己出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甘愿充当清朝官方的暗探。他们回到上海，仍然和革命党人来往，探听消息，报告官方。有人就因刘师培的告发而被捕，张继后来则成为国民党中的反共极右派。也在1907年，在法国出现了个讲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杂志，一直出到1910年，其主要撰稿人后来多数成为国民党的反共极右派，如吴稚晖。出钱办《新世纪》的张静江，曾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中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问做中国古董生意，发了财，他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又加入同盟会，并不吝投资供应孙中山。他的这种投资果然后来使他在蒋介石国民党中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元老”。

清朝官方开始对革命党内部实行收买政策。两江总督端方专门派人到日本在留学生中进行这种活动。担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还把参加过同盟会的程家桂收为幕僚，派他带了一万元到东京，意图和同盟会联络。汪精卫就是经过善耆而变节投降的。前面说过，汪精卫在几次起义失败后，抱着绝望的情绪去从事暗杀行动。宣统二年（1910年）他和黄复生等几个人，潜入北京，准备了炸弹，计划炸死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被官方发觉。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善耆亲自处理这个案件，没有按例杀掉这两个革命党人，而在监禁的名义下给以优待。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汪精卫被释放时成为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

革命党人在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情绪，他们中的思想分歧和组织涣散，使他们不能以强大的统一阵营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清王朝覆灭的大变局。

孙中山在宣统元年（1909年）又到西欧和美国，设法从华侨中筹集经费。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www.xing528.com)

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做广州的新军中的工作，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发动起义。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后，各省也相继成立新军。清朝曾有全国编练36镇新军的计划，但实际上直至清朝末年编成的新军有14镇，20协。与新军并存的半新式的军队，称为巡防营。至于旧式的绿营，只剩下很少数了。新军中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有些是从巡防营中选拔出来的，有些是从各省新办的陆军中、小学堂中出来的，较高的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到外国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由于新军的官兵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同盟会在各地渐渐较多地注意做新军工作。广州的新军有三个标（标的编制相当于团），曾经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当过炮兵军官而加入同盟会的倪映典，受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设立机关，吸引新军中的官兵参加革命。预定的计划是在宣统二年正月间发动起义，以广州郊区的新军为主力，还有东、西江和潮、汕方面的会党力量的配合。但是在起义日期还未最后确定时，风声已经泄漏。有一部分新军在阴历新年时因细事和巡警发生冲突，自动鼓噪起来。倪映典不得不率领这部分大约一千多入的新军仓促地宣布起义。他们进攻省城，对抗两广总督袁树勋调集起来的十倍于他们的兵力。有的已报名参加同盟会的军官却站到了清朝方面。经过两天的孤军作战，倪映典战死，参加起义的士兵死伤和被捕的共300余人，其余的溃散，有些逃散到了香港。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九次之失败”。

这时，孙中山在美国的旧金山，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就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而回到东亚。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他和黄兴等人相会。孙中山描述当时大家的情绪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在孙中山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重整旗鼓，再在广州发动一次起义。为了使这次起义不致再遭失败，他们以为，最关紧要的问题就是筹足经费。鉴于过去依靠会党力量和最近一次依靠新军力量都不行，所以这次起义准备集合各地同盟会会员中最坚决的分子五百人——后又增加到八百人——作为“选锋”，也就是做起义的基本队伍。

孙中山又到美国向华侨募款，结果从南洋各地和美国的华侨中为此次起义共募集了近20万元的经费。黄兴等人在香港组织了一个“统筹部”，作为组织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被推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赵声（赵伯先）考中过秀才，又学过点军事，曾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团长），与同盟会有联系。前面说过1907年郭人漳同他都奉命率部到钦州、廉州压制当地的民变。孙中山在那时发动起义，曾指望他们响应，他们都没有遵守诺言。在那一事件中，郭人漳固然是玩弄两面派手段，赵声的态度也不是坚决的。后来，由于受到郭人漳的排斥，赵声不能继续在广东军队中立足，离职流亡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他还有一些旧部下听从他指挥，所以他在1910到1911年间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组织的起义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们的起义计划是由那800名“选锋”在广州城内首先发动，占领两广总督署、水师行台等重要衙门，取得城内的枪械，然后打开城门，引进驻扎城郊的新军。他们还设想，在占领了广州后，将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虽然为准备这次起义，也进行了在新军和巡防营中的联络工作，进行了广州外围各地的会党力量的联络工作，以至还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要那里的同盟会会员们准备接应，但是被视为成败关键的是那八百个“选锋”。黄兴、赵声和其他几个预定在行动中分别担任各路指挥的人，各自召集自己认为最可靠、最勇敢的人充当“选锋”，把他们临时从广东各地和从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从南洋各地召唤到香港。为了使他们能进入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许多机关。起义的经费，主要的是用来在国外各处购置枪械偷运来武装这八百个选锋。

以一群外地来的人想一举而占领广州，这本来已是军事冒险的性质，而事实上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实行了起义计划的又只是八百“选锋”中的一部分人。整个起义工作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发难的时间既一再改变，临时担任各路指挥的有些人又主张延期，已经到了广州的几百个“选锋”中大部分退回香港。黄兴这时在广州城内，他认为在这紧要关头，敌方已经有所发觉，戒备越来越严，如再延期，无异解散，又重新决定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发动。香港方面的人接到消息，再赶到广州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在这天下午五时半，就只有黄兴率领的160多人突然发动，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袭攻两广总督署。

起义部队攻进了只有少数卫队防守的督署，但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出了衙门，转入水师行台。他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这些起义的英雄。黄兴把他的部下分成三路，企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参加起义的力量相会合。他们在城内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被打散，成为人自为战的局面。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看到形势无望，化装逃走。黄兴本人就是当天晚上受了伤后躲藏起来，逃出广州的。有少数人，在起义的第二天还分别地和敌人进行巷战。

另外有几支“选锋”，如陈炯明、姚雨平所率领的队伍，虽然已经到了广州，却袖手旁观，从黄兴事后所作的报告书来看，显然不仅是因为指挥联络不灵，而是因为这几个指挥者怯懦动摇的缘故。赵声所部有150人，起义时绝大部分还在香港，赵声在三十日才到广州，这时黄兴的起义已以失败而告终了。参加起义行动的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很英勇。被俘的人，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喻培伦等，从清朝官方留下的审讯材料来看，是坚贞不屈的，他们都被杀害了。事后有人将死于此役的72人的尸体，合葬在黄花岗，但实际上，牺牲的人不止此数。这次起义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十次之失败”。由于这次的组织者主观上是动员了自己所能动员的最大财力与人力，和敌人作决死的一战，所以他们因失败而遭到的心理打击是极为严重的。黄兴等的报告书中说：“此番以党之全力举事，中外周知，而事机坐误，不能有成。粤省一失，各处都不能发”。他们以为，这次广州起义失败，全国各处都没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