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推翻帝制，揭开帝国主义的虚伪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的几年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它的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已经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德国资本家渴望得到更多的殖民地，为此，德皇威廉第二和他的大臣们极力扩张陆军和海军，准备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其锋芒主要是针对英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结束时，欧洲已经笼罩着以英国同德国的对立为主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由此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间的重新组合，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它们在远东的相互关系。

沙皇俄国在被日本打败后，虽然仍不失为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强国之一，但是至少在远东，它已经暂时不再是同英国争霸的对手。为了准备与德国的战争，英国已经同与俄国有同盟关系的法国靠拢，并且也需要把俄国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在日俄战争的和约尚未订立时，1905年8月，英国和日本又一次订立了同盟条约。这是因为，英国仍然需要日本作为它在远东利益的看门狗，而在日本方面，继续保持英日同盟，就可以在英国和俄国接近时，不必担心俄国会对自己发动报复战争。

1907年6月，日本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协定。在这个协定中，日本和法国互相承认它们在中国和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接着，在同年7月，日本又和俄国订立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主要内容是划分两国在中国的满洲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满洲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俄国承认满洲南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继这两个协定之后，同年8月，英国和俄国也订立了一个在东方划分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条约，条约的内容既涉及中国，也涉及波斯（伊朗）、阿富汗。在短短三个月中成立的这三个协定，把原来对立的英、日和俄、法这两个同盟结合了起来。这样，英、俄、日、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形成了携手合作，共同宰割中国的形势。七年以后爆发的欧洲战争中，英、法、俄三国联盟也就在这时开始形成。

对于英、俄、日、法四国协作共同支配中国的形势，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的。美国当初创议“门户开放政策”，并在订立“辛丑和约”的过程中争取领导地位，目的是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它支持日本打败俄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进入原来被俄国独霸的满洲。日俄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大资本家、号称铁路大王的哈里满，立即进行活动，企图收买日本刚从俄国得到的南满铁路，包括沿线的各项有关企业和矿业公司。日本政府虽然先是同意了，并已签订了初步的协议书，但随即反悔，取消了协议书。美国资本家还想从俄国手中收买中东铁路，也没有成功。

沙皇俄国虽然退出了满洲南部，但仍牢牢地控制着东清铁路，占有“铁路用地”13万余垧，相当于铁路实际用地的三倍。它把铁路沿线看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并且把黑龙江省的全部和吉林省的一大半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也看作是它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这点也反映在1907年的日俄协定中。日本取代俄国而成为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主人以后，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前者名义上是个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直接管理下的一个经济侵略机构。关东都督府不但对所谓关东州（指旅顺大连地区）实行殖民统治，而且以“保护南满洲铁路”的名义用它所统辖的关东军控制了被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的满洲南部各地。从此，一个关东军、一个满铁，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地侵略和支配中国的东北三省的武器，一直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日本和沙皇俄国的势力分据满洲的南北部，一方面仍不能不互相防范，一方面又共同排斥对满洲有野心的第三国，在当时主要是美国。1907年日、俄间成立协定，也就因为它们间有这种共同利害关系的缘故。

清朝向来把东三省看作它的“发祥之地”，定为特别地区，禁止汉族人民自由移住，因而从关内各地，主要是从山东，历来有许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下关东”，都只能是偷偷地违反禁例而去的。但是清朝政府无法制止它的“发祥之地”为帝国主义铁骑所践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清朝政府决定把东三省改成和关内各省同样的体制，设制总督和巡抚。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把东三省开放给日、俄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当局看来，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引进来，是抵制日、俄两国势力的唯一办法。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省巡抚唐绍仪都是属于袁世凯系统的人，唐绍仪又是最早的美国留学生之一。美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斯屈拉特立即利用机会向徐世昌、唐绍仪提出了由美国资本修筑一条由新民到法库的铁路，按照计划这条铁路将来还要延长到辽源、齐齐哈尔，直到黑龙江北境瑷珲。斯屈拉特的后台仍是那个铁路大王哈里满。但由于当时美国正发生一次金融风潮，哈里满无力承担，于是修筑这条铁路的权利落到了英国资本家手里。这时，日本政府出来提出异议，它表示不能忍受这样一条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英国不愿意得罪日本，这个计划也就作罢。

由于日本已成为美国扩张它在远东的势力的最大的阻力，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者的矛盾迅速地激化起来。从此，在环绕着半殖民地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争夺中，日美矛盾成为一个中心的环节。

1907年左右，在太平洋上甚至浮起了日、美间可能发生战争的阴云。在1908年11月，以美国国务卿罗特和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太郎以换文形式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这个协定虽然暂时使两国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的争夺仍然继续进行。

美国不放弃在中国的东北修筑一条铁路，同日本、俄国控制下的铁路竞争的想法。1909年，还是那个斯屈拉特，作为美国几家大公司合组的银行团的代表，同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省巡抚程德全协议，由美国资本，加上英国资本的参与，修筑由锦州经齐齐哈尔到瑷珲的铁路。这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向列强提出一个所谓“满洲铁路中立”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点是由包括日、俄在内的列强各国共同贷款给中国政府，赎回日、俄两国分别经营的铁路，使这些铁路归投资各国共同经营，而“以中国为地主”。设想中的锦瑷铁路也将由列强共同投资。这是一个打破日、俄两国垄断而由美国领头，列强共管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日、俄的反对，已同日、俄建立合作关系的英、法也不积极响应。美国的诺克斯计划没有实现，连同锦瑷铁路也流产了。为了共同排斥美国，日本同俄国又在1910年7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

在全国其他地区，各帝国主义国家也继续为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互相争夺。英国向来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也不能完全制止强盗伙伴们染指。1905年，英国和法国资本联合组成所谓华中铁路公司，主要是企图获得修筑从湖北到四川的铁路的权利，而这条铁路如果建成，将使他们的势力能够更深地侵入四川这个大省。(www.xing528.com)

1909年，德国银行团也参加了进去。三国银行团协议共同贷款给清朝政府，作为修筑湖广铁路之用；所谓湖广铁路，包括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北段。日本和俄国也想参加，但未能成功。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曾为美国取得，但于1905年由清政府备款赎回。美国资本家认为，他们不应该被排斥在湖广铁路之外。美国政府支持这种主张，并极力加以促成。由于美国的资本家的参加而在1910年形成了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这个银行团在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间和清朝政府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美国还想利用这个四国银行团，在财政上全面地控制清朝政府，并且重新实行其进入东北三省的计划。在美国的策动下，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四国银行团同清朝政府订定了一个“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的贷款合同，合同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万镑，并给四国银行团以东三省投资的优先权，成立这个合同是美国对于日本、俄国的一大胜利，但是这时已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四国银行团的一千万镑的贷款没有能实现，而它的铁路贷款则成为引起革命的一个导火线。

1911年7月，英国与日本缔结第三次同盟条约。中国问题是先后三次英日同盟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次同盟条约和1905年的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一样，写上了这样的条款：“保证清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保证列强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以维持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在上述几年中，帝国主义列强间订立的其他各有关中国的协定，也都有类似的条文。例如1907年的日法协定，说的是：“……尊重中国之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在华的商业与臣民同等待遇的原则”。日法协定在公开的协定外以秘密的换文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是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日本是福建和东北。同年的日俄协定，关于两国瓜分在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也是规定在秘密的条文中，在其公开的协定中则说：“两缔约国承认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并相约各用其所有之和平方法，以扶助及防护现状之存续及对上述主义之尊重”。1908年日美间的罗特一高平协定所用的语言也大致相同，那是说：“两国政府决意，依其权限内之一切和平手段，维持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内列强商工业之机会均等主义，以保列国在该国之共同利益”。这些帝国主义的协约，很明显的，无非是相约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而在实际上使中国成为受列强共同宰割和控制的半殖民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在日法协定成立后发表评论说：列强推行“机会均等”、“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其结果必将导致“中国之一草一木无非在各国同盟协约势力之下，然则所谓保全中国者，亦不过瓜分之一变相而已”。这篇文章结论说：“各国所标榜之主义，曰领土保全，曰机会均等，其实可一言以蔽之曰，维持东亚之现状而已。各国在东亚之地位势力，其既确定者日谋保存，其未确定者，使之巩固，则汲汲于维持现状亦无足怪。独是各国维持现状之主义，利用中国之黑暗以遂其蚕食鲸吞之野心，诚各国之利矣。若中国而亦以现状自安，长此不已，日复一日，宁能免于亡乎”。这个立宪派评论者要求“吾国民慎勿乐于居保全之空名而遂以自逸”。但其实因为帝国主义列强采取这种政策感到高兴和满意的并不是“国民”，而是清朝统治者，他们之所以高兴和满意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并不公开地采取瓜分中国的步骤，那就势必要“保全”这个腐朽而卖国的统治政权。

在清朝官员中也有人在知道了日法协约、日俄协约的内容后感到愤慨的。江苏道监察御史史履晋奏陈其见解说：“夫中国之自主、土地之完全，谁不知之，岂待日本之保护者？”“以中国之疆域，竟成为各国互柑赠遗之物，岂真谓秦无人耶？倘竟默而不言，我将自居于何等乎？”但这只是品级较低的官员的看法，大官僚张之洞就不这样看，他说，列强协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不过是“恃强得意，逞笔妄谈，无足深求”，因此不必为此“过于张惶纷扰”。清朝的外务部虽然向日、法两国发出照会，表示“中国领土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乃中国之事，与他国无干”，但这不过是个装门面、走过场的抗议而已，对于其后几个类似的协定，就连这样的抗议也没有了。

清朝当权派早已经不但不以列强相约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原则为可耻，而且倒是十分欢迎列强这样做的（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在外事方面颇有发言权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根据日本人的提议，向朝廷奏请把东三省主动向一切国家“开放”。那时东北三省为俄国势力一家所支配，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之洞又向朝廷提出，在东北的“善后之法”是“遍地开放”，并且实行“变法”，把“东西洋人”都请来当“顾问官”。前面已经说过，在东北三省为日、俄两国势力盘踞的时候，清朝当局认为可以采取的唯一对付办法就是把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引进来。宣统三年（1910年）朝廷谕告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说，在东三省的方针是“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正因此，美国提出的锦瑷铁路计划和诺克斯计划得到了清朝当局的欢迎。当时，清朝外务部对于美国主张把“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义”实行于东三省，表示完全同意。外务部在把诺克斯计划提交邮传、度支二部征求意见的信上说：“美国倡议联合各国，共办东省铁路，此事果底于成，不特中国行政权不致再有障碍，且各国利益既平，则日、俄固无从争雄，英、美亦不致垄断。以现在东省情形而论，计亦无有逾于此者。”美国的计划虽然由于日、俄的阻力而未能实现，但是清朝这种方针是不仅想用于东北，而且在实际上是用于全国一切地方的。

帝国主义各国基本上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中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以为自己所要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走过的路，因此可以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情。他们天真地希望，帝国主义各国会抛弃腐朽黑暗的清朝政权而来赞助和支持中国革命。其实，帝国主义国家有时作出一些同情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表示，其实质却不过是以为这也是它在侵略中国中所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

日本的黑龙会是成立于1900年的一个军国主义的组织，它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宗旨，广泛地进行间谍活动。与黑龙会性质相似并与它相联系的，还有一个玄洋社，其成立时间更早。这两个组织的头子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都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同孙中山相结识，同盟会的领导者们也把他们看作是朋友和支持者。黑龙会供给同盟会以举行会议的场所，内田良平参与了同盟会的成立会。在同盟会的历次起义中，他们的徒众帮助购置和运输军械。日本政府在公开的场合扶持清朝政府，而在暗地里让这些浪人组织插手到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中来。1907年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朝官方的请求不准孙中山再留住在日本；次九月，又禁止《民报》出版，但是那些浪人组织仍不放弃和同盟会保持一定的关系。

法国官方也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表示兴趣。孙中山这样叙述发生于1905年冬天的事：“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这些法国武官中有一人到了武汉，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分子组织的会议，被清朝官方所察知。“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孙中山在1907年能够身居越南而发动在中国境内的起义，是法国殖民当局所默许的。镇南关之役中，还有法国的“退伍军官”参加。经此役后，法国人也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请求而把孙中山逐出越南，不过仍允许同盟会的其他干部留在越南进行活动。

从1902年以后，香港的英政府不再允许孙中山到香港。孙中山虽然有一些英国朋友和美国朋友，但他的革命活动较少得到同英国、美国官方接近的人的赞助。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觉得，保持在清朝统治下的统一中国的外貌，是对它们最有利的，也就最不愿意看到这种统治秩序为革命所打乱。

总之，在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迫近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清朝政府，暂时保持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绝不是独立的、民主的中国。帝国主义者有时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和赞助，只是增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