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帝制话辛亥：咨议局、资政院与袁世凯

清朝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为了想把资产阶级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作出了奖励资本家的进一步的规定。三十三年六月的上谕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农工商部提出了十条章程，其中具体规定了按照“个人资本之大小，所用工人之多寡”，给予商人以不同等级的“爵赏”，例如：资本2000万元以上的，“特赏一等子爵”，资本700万元的，“特赏三品卿”等等，最低的是资本10万元以上不足30万元的，“奏奖五品衔”。在颁布这个章程后，由于还没有照顾到资本较小的人，农工商部又补充规定，“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的，分别发给七品至九品的“奖牌顶戴”。与此同时，又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定的《奖励公司章程》修订颁布，那是对于集资开办公司的人的奖励。这次修订放宽了奖励的标准，例如原定集股5000万元以上的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改为2000万元以上；原定“集股300万元以上”（不到500万元）的，授予商部的“头等议员，加五品衔”改为集股“100万元以上”（不到200万元）。这类所谓爵赏和顾问官之类的头衔，虽然提高了资本家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权与相当的官员平起平坐，但是，对于私人资本的发展的种种妨害，包括捐税繁重，关卡林立，以至外国商品倾销，外国资本在中国享有特权等等，一切依然如故。

作为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清朝当局又宣布要建立资政院和各省的咨议局。资产阶级不是主张设立议院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上谕说：“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一个月后，又下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咨议局，并筹划在各府州县设立议事会。次年六月，宣布了咨议局的章程，规定各省都要在一年内把咨议局成立起来。为了表示正式成立议会之期不会因为资政院和咨议局之设立而无限地拖延下去，八月里又宣布要在九年内完成立宪的筹备工作。上谕如此说：“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病死了。这个妇人统治中国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的主权大量丧失，日益加深地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她以宫廷政变起家，用尽狡诈的阴谋手段保持着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地位。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她尽力保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同时使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蒙受极端可耻的屈辱。她为中国做尽了一切坏事。在一生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她为应付革命的危机，还安排好了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把戏。大地主阶级已经是一个如此没落和腐朽的阶级，以至它只能把慈禧太后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最适当的代表者。

就在慈禧病死的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死去。两天前，慈禧把光绪的侄子溥仪接人宫内，作为皇帝的继承者，并以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于是这个年仅三岁的溥仪就成了清朝的末代皇帝，他的年号是宣统，实际上执政的是载沣。

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在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各省的咨议局成立，而北京的资政院则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虽然被说成是为议会奠基础，但它们只是咨询机关的性质，当然说不上是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过这种机构毕竟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政体中从未有过的东西，而且在不久后的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咨议局是起了特殊作用的。

各省咨议局的议员的数目多少不等，最多的是顺直，有140人。最少的如吉林、黑龙江、新疆，只有30人。议员算是选举产生的。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呢？按规定是“凡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25岁，曾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公益满3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曾在中学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者，或有举贡生员之出身者，或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或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以及“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25岁，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由此可见，妇女是全部排斥在外的，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直至小商贩，小业主也是全部排斥在外的。只有地主、绅士、大商人、学界的头面人物，才有成为议员的资格。

官方控制下的这次选举出现了种种舞弊行贿的现象。老式的地主阶级富于保守性，他们中多数习惯于按照向来的规矩去谋求进入仕途或在本乡当豪绅，他们还看不惯咨议局这种新东西。属于立宪派资产阶级这种政治倾向的绅士们在这次选举中特别活跃；在大多数省份的咨议局中，他们占据了多数席位。拿各省的咨议局的议长来看，江苏省的张謇、湖北省的汤化龙，湖南省的谭延闿，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积极进行立宪派政治活动的人物。此外，如四川省的蒲殿俊、山东省的丁世峄、浙江省的陈黼宸、陕西省的郭希仁等也都是这一类人物，他们都是当地著名的新派绅士，也就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倾向的绅士。

各省咨议局虽然并不是有实际权力的机构，但是使资产阶级立宪派有了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据点。他们先是利用这据点向清朝当局争立宪，但随后当旧政权被革命浪潮冲倒的时候，他们就凭仗这据点去夺取革命的果实。(www.xing528.com)

在各省咨议局成立以前，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进行过向朝廷请愿的运动。这完全符合于梁启超所说的政治运动只能以向上要求的方法来进行的主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联络了湖南、湖北、广东及其他省份的类似团体，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清朝政府提出早日召开议会的要求。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时规定九年的预备期限是同这次请愿有关系的。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以张謇为首的江苏咨议局发起，16省的议员代表在上海集会，大家认为九年的筹备时间太长，主张在两年内就应该召集国会。这年十二月，16省代表一起到了北京，向朝廷提出这个要求，遭到拒绝。第二年四月和九月，各省洛议局加上各地的一些商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又在北京进行了两次请愿，在九月的请愿时，资政院已经成立。

资政院是由200个“议员”组成的一个机构，这200人中有一半是“钦定议员”，也就是由皇帝指定的，另一半是“互选议员”，也就是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中推选出来，并经督抚核定的。钦定议员中包括“宗室王公世爵”48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其余是所谓“硕学通儒及纳税多额者”，这是指学界和商界中的重要人物。

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资政院规定在每年九月起开会。宣统二年（1910年）开第一次会。到下一年开会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了。在宣统二年，由于各省咨议局的发起，要求早开国会的呼声很高，资政院也同意这种主张。于是清廷宣布把原定九年的预备期缩短为三年，改在“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会，并且答应立即成立新的内阁，同时令民政部将各省进京请愿的代表即日解散。所谓新的内阁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果然成立了。原来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的名义改称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组成新内阁的13个大臣中有八个是满族人，其中五个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他是在位的小皇帝的叔祖父，他曾多年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一起进行辛丑和约的谈判，是个办理卖国外交的老手，又以收敛贿赂、卖官鬻爵而著名。这个内阁当时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这个内阁显然没有任何欺骗作用，甚至不能使资产阶级立宪派感到是向他们所企求的政治方向前进一步。为什么成立这个内阁？其原因主要的是要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中去看。反动统治阵营内部的各种势力，在他们共同乘坐的船面临覆没的危机时，一方面要协力挽救危机，一方面他们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形成的倾轧和争夺免不了形成的更加激化，以满族皇室为中心的中央统治势力，在为革命的风潮闹得惶惶不安的时候，又感到必须提防统治阵营内部发生动乱。他们担心各省督抚在危机到来时另打主义，另立门户，最使他们忌恨的是实力雄厚，而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不受光绪皇帝的拉拢，出卖了维新派，因而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他在庚子事变中同刘坤一、张之洞站在一边，完全按照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行事，因而又为帝国主义者所中意。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七年死后，他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所训练和指挥的北洋军队六镇，是当时最强的兵力，分驻在山海关、天津、北京、保定以至东北的锦州和山东济南至潍县一带。他除本职外还有许多兼差，包括会办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和外国会议商约等等。他的衙门设在天津，俨然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第一个步骤就是所谓厘定官制。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把权力，首先是军权集中到中央来是厘定官制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之一。袁世凯在这种压力下，只好奏请免掉他的各项兼差，并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交给新成立的陆军部，而只保留驻在山海关和天津附近的两镇仍归自己指挥。差不多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把他所辖的军队交给了陆军部。张之洞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人物。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被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这就使他离开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实力地位。与此同时，张之洞也被解除湖广总督职，调入军机，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病死于北京。

袁世凯虽然在形式上被剥夺了军权，但是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以外的军官都是忠于他的僚属，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驻北京的第六镇的统治段祺瑞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被侵略中国的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他曾依靠日本顾问来训练他的军队，他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最后几年中已使自己成为提倡新政的积极带头人。前面说过，废除科举是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提出的。他单独或和别的督抚联名几次奏请实行立宪，他编印《立宪纲要》这样的书，分发各地。他还说是为了试行“地方自治”，在天津县成立了“议事会”，并要以天津为模范推行到全省各地。这个参与戊戌政变，手上沾着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鲜血的军阀，现在正在改变其面貌，以便时机到来的时候，攫取更大的权力。

慈禧太后在安排后事时，把段祺瑞的第六镇调出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得动的第一镇进驻北京。可见她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慈禧死后，朝廷权贵更感到必须防范袁世凯。据说，摄政王载沣曾设计把他杀掉。这种打算虽未实行，但在新皇帝上台后两个月，袁世凯的一切职务都被免掉了。被赶出朝廷的袁世凯住在河南彰德的洹上村，名曰退隐，其实是在窥测时机，准备卷土重来。北洋军的将领经常悄悄地前来同他商量，而且四方奔走的官绅往往到洹上去拜访他。例如张謇在宣统二年（1910年）五且到北京去见摄政王，路过彰德，就特意看望了袁世凯。张謇当时记下了对于他在28年前会晤过的袁世凯的印象说：“觉其意度视28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张謇曾和汤寿潜等人联合写信给摄政王，信中“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也就是要求像当年一样，重用曾国藩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