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906年湘赣边界起义揭示中国近代历史

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间，在同立宪派进行论战的同时，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首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在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力量主要是当地的旧式会党（哥老会组织），但有同盟会会员在里面起了领导作用。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哥老会的有些头目原是已死的马福益的部下，马福益曾与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合作而被官方捕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蔡绍南回到湖南。他们经过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魏宗铨而同醴陵、浏阳、萍乡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建立了联系。魏宗铨家在江西萍乡的上栗市，他是个富商的儿子，曾与当地哥老会交结，在明德学堂受到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刘道一和蔡绍南让他回家乡开设“全胜纸笔店”，作为联络哥老会的机关。他们把这一带的哥老会头目一百多人组织了起来，用旧式会党开山堂的方式成立了洪江。

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农民出身的龚春台，当过炮竹工人，当过兵，不识字，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头。蔡绍南和魏宗铨留在上栗市帮助龚春台主持会务。刘道一则在长沙从事对外联络的工作。洪江会的组织完全按照哥老会的传统，分设各路“码头官”。入会的人饮雄鸡血酒宣誓，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入会的人还要宣读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忆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又规定内口号是“同德”，外口号是“擒王”。对入会的人发给布票一张，票面横书“还我河山”，左边写“忠孝仁义堂”，右边写“第几路第几号”，中间写上本人的姓名。票底还有四句话是：“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好，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这一套全是哥老会的语言，但是加上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依靠哥老会原有的底子，又吸收了许多贫苦农民参加，洪江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几个月内，除醴陵、浏阳、萍乡外，其势力还发展到萍乡以东的宜春、万载、分宜。萍乡的安源有大煤矿，那里很早就有人土法采煤，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张之洞和盛宣怀向德国人借钱，进行洋法开采，还聘请了德国技师。安源煤矿的工人这时约有五千人。在工人群众中除了秘密的会党组织外，没有别的组织。有个矿工领班肖克昌是哥老会的一个头头，也是洪江会成立时的成员，在安源煤矿中有半数以上的工人渐次加入了洪江。

洪江会的领导人认为自己已有雄厚的基础，决定在当年阴历年底发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性，洪江会要造反的消息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在浏阳的麻石镇，洪江会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遭官兵追捕时跳水溺死。重阳节，洪江会众一千人在上栗市为李金奇设醮超度，官兵又来查拿，捉去了一个头目。那时，为运输安源的煤，已经修筑了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在铁路线所过的醴陵县，群众加紧铸造刀矛等武器的情形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十月中旬，醴陵县署派兵进行搜捕，发现了一个收藏大批武器的地窖，捕杀了洪江会众多人。洪江会在醴陵的领头人李香阁，感到形势紧迫，不能不赶紧动手。十月十九日，李香阁率领所部杀了一名俘获的县署侦探“祭旗”，仓卒地发动起义。醴陵先期发动，使总机关非常慌乱。龚春台、蔡绍南、魏宗拴立即在浏阳高家台深山召集各路码头官会商对策。许多洪江会分子闻风而来，形成了一个群众大会。蔡绍南、魏宗铨因为同长沙的刘道一联系断绝，无法得到军械的供应，对于是否立即发动起义，还在踌躇不决。码头官们认为，洪江会能号召的群众为数已很多，再把当地哥老会系统的其他组织发动起来，是可以打开局面的。会议通宵进行，得不到一致决定。这时，有个洪江会头目廖叔保，集合了二三千人，举起“大汉”白旗，到麻石镇宣布造反，麻石镇农民踊跃参加。在这种情形下，洪江会的领导者不能不向全体会众发出起义的号召。

起义群众迅速地在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了上栗市。成立了军事领导机构，龚春台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都督，蔡绍南和魏宗铨为左右卫统领。他们以都督的名义发布檄文，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的事业。檄文历数清朝统治的“十大罪恶”，并且说：“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这个檄文用的完全是孙中山的语言，使这次基本上依靠旧式会党的起义，取得了新的面貌。

这时，浏阳有一个会党头子姜守旦没有参加洪江会，自号洪福会。他率领所部响应龚春台的起义，但他另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檄文中表示，目的只在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也是大家所拥护的，这就完全是旧式会党的口吻了。

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群众，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从地方团防局抢得了二三千条枪，此外只有大刀长矛。虽然他们只占领了几个县的农村地区和若干集镇，但是所造成的声势使得这两个省的省会感到震动。洪江会的军事行动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考。据清朝官方文书说，他们预定在十二月起事后“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这可能就是他们预定的计划，但是行动的时间在仓促中提前了，领导力量又很薄弱，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对于姜守旦那种另立旗号的部队，洪江会固然指挥不了，就是在洪江会旗帜下的力量，也因为是以组织散漫的哥老会为基础，并不能在统一指挥下拧成一股绳子，而是在各地分股活动，这种情形是这次起义没有能得到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事先，清朝官方非常担心安源煤矿发生动乱，所以这里防范甚严。起义发生后不多天，官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他杀害。虽然有一部分矿工跑出去参加起义，但是整个煤矿并没有能发动起来，否则，起义的声势还会更大一些。(www.xing528.com)

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蓂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在十月底就被镇压了下去。

在这次起义中，死于官军屠杀下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起义的领袖人物，蔡绍南在战争中被敌人捕去，魏宗铨在部队打散后，躲在萍乡亲戚家中，也被官军搜获。他们先后都被杀。龚春台则在危急时逃出了部队，此人以后流浪江湖，在辛亥革命时又出现于一支起义部队中。参加起义的哥老会的许多头目，如上面提到过的醴陵的李香阁，浏阳的廖叔宝，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另立旗号的姜守旦，也死于此次起义中，他的部队攻打浏阳县城，没有成功，反而被敌人包围击败。

起义初发生时，湖南巡抚报告朝廷说，起义的“会匪”有“革命先锋军”的名目。江西巡抚也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这些情形使官方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会匪”行动。在起义地区以外，官方又拿获了不少同盟会会员，知道这次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更感到事情的严重。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在总结事变经过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文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

在长沙的刘道一本想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但用密语写的电报都被扣发，他随即被官方捕获杀死。在湖南被杀的还有个有名的同盟会员禹之谟。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湖南办过毛巾织造厂和学校，由于积极参加1905年的抵制美货和争回铁路权的爱国运动而成为学界和商界知名人士。他在这次起义前4个月已被官方借故加以逮捕，判处10年徒刑，监禁在靖州。官方怀疑他是这次起义的策动者，加以种种酷刑，终于把他绞死。

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出一些会员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各省，企图组织力量，响应此次起义。但这些回国的人几乎都在各地被官方查出来了。他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多数英勇牺牲，如杨卓林，他是小贩出身，又当过兵，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这次回国后想联络江苏、浙江的会党，却在上海结识了两个由端方派出的冒充会党头目的密探，他被骗到扬州遭捕后，表示宁死也不放弃革命立场，因而被杀。

这次短命的起义，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领导，或至少是与他们有联系的第一次起义。在这次失败的起义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虽然表现得很英勇，而且努力从下层群众中寻找可靠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是艰苦地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仍然只能依靠现成的旧式会党组织，在这点上，这次起义在以后同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中是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