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帝制话辛亥：中国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孙中山虽然曾经想同逃亡到国外的康梁一派合作，但在看出合作不可能的时候，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并且说，在他和梁启超之间，“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

另一方面，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了一趟美国，回到日本后，标榜自己“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他明确宣布以反对革命为自己的任务。

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散布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的好处。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当时在香港和在国外各地如新加坡、檀香山和美国的旧金山，也都有保皇派的报刊和革命派的报刊相互论争。在国内，主张立宪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也有过一场辩论。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封建主义的洋务派和守旧派。时间只过了不到10年，当年的维新派，也就是此时的立宪派，实际上成了封建主义的同盟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有许多弱点，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把中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轨道推向前进，他们在同立宪派的辩论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成为思想和实践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治派别。

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在实质上涉及到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当年的革命派当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明确地解释国体和政体的意义，但他们所争的确不仅是政体，而且是国体。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这所谓“国家之根本”，实际上就是国体。在1907年初，在日本东京有一些中国学生出版了一种名为《中国新报》的杂志，杨度撰的发刊词宣称，按照中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立宪，由此杨度断言说：“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杨度的主张遭到《民报》的攻击，而梁启超是加以赞扬，引为同调的。杨度把国体问题说成是君主还是民主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制度，就是保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而把君主改为民主，就是要动摇“国家之根本”，改由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治阶级。杨度和其他立宪派分子不期望国体的改变，而只要求政体有所改变，就是要求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只把它的政权组织形式改变一下，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这样来让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多少能够参与政权。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反对清朝统治，这是他们立论中的一个弱点。梁启超抓住这个弱点，指责革命派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但是梁启超在向革命派提出这种指责时，丝毫不去指责清朝统治者一贯竭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他还说，现在重要的并不是汉族与满族间冲突的问题，而是汉族、满族和国内其他各族一起来对付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言之有理，但是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不提到清朝统治者正在天天乞求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事实。因此，立宪派没有能靠这些言论来打乱革命派的阵脚，而只是遭到革命派的加倍的反击。何况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得很明白，他们不仅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从此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他们虽然不能说得很明确，但他们是要求通过推翻清朝统治而实行改变国体的革命，这就使他们在这一场论战中居于立宪派所无法抗御的优势地位。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为了摆脱给清朝统治辩护的不利地位，又从另一方面来向革命派进攻。他们说，要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就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梁启超称为暴动革命），但是这样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的“国民”并没有实行共和的能力，因为革命只能造成“内乱”，而且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中国被瓜分的局面。立宪派企图证明，革命不能救国，只会亡国。

梁启超在同《民报》辩论中明白揭示出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言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革命派的观点同这种议论相反，他们说：认为中国国民能力差，因而“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这是对于中国国民的侮辱。中国人的能力并不逊于世界上别的民族，只是“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革命派又指出，梁启超一方面轻视国民之能力，一方面却认为清朝政府可以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实行立宪政治，这显然是“以为政府之能力优于国民”。但事实上，“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他们其实是“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寄希望于“今日之皇帝”和“今日之大臣”，“而谓全国之人，非顽固之老辈，即一知半解之新进，不足言共和，只宜受专制，何重政府而轻视国民，至于如此也！”革命派指出这两点：中国人民决不比欧美各国人民低劣，应当把希望寄托于人民，而不能寄托于没落腐朽的统治者。他们说得理直气壮，梁启超及其一派人对此无法作出像样的反驳。

但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中国国民”，其实并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他根据什么来论证中国“国民”没有当共和国民的资格呢？他说，第一，中国不可能实行健全的“议院政治”，这是指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第二，也不会“有发达完备之政党”，这是指资产阶级政党。所以，从实质上看，梁启超是在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以自己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在这一意义上，他是说对了的。但是梁启超并不能因此而在辩论中占优势。这是因为，他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宁可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体的反动结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初生之犊的目光向前眺望，自以为能够打破这种旧的国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体，这虽是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但是他们为此而进行革命斗争，是符合于历史前进的轨道的。

立宪派认为革命只能造成国内巨大的混乱，而不能有什么好结果，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革命会把“下等社会”的力量呼唤出来。康有为论述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梁启超论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以为中国历史上有“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没有“中等社会之革命”。他说，“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他认为，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用最善良之市民”，而不是靠“下等社会”这些“盗贼”，才能有好的革命。所以他说，他对于革命主义感到无限的恐惧，就因为要搞革命“必赖多数人”，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可以看到，这些立宪派老爷们是多么仇恨，多么害怕农民革命，而农民正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如果资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彻底进行下去，就势必把农民大众的力量发动起来，这正是立宪派老爷们所最反对的。(www.xing528.com)

立宪派在这样地咒骂革命的时候，又是以熟知世故的前辈的身份在向一般是比较年轻幼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警告，其意思是说，你们的用意尽管很好，但你们不知天高地厚地把革命闹下去，就会得到你们所不想得到的结果，会造成你们自己控制不了的局势。梁启超引用一句西方的谚语说：“改革之业，如转巨石于危崖，非达其目的地则不止”。立宪派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看到中国社会的“改革之业”，如同在危崖上转动的巨石一样，将无法阻止地继续转动下去。但他们总想使它转得慢一点，不要转动到过于超越自己的阶级所可以容忍的程度。因此他们觉得不能不向基本上属于他们同一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劝告，使他们也懂得这一点，不要毛手毛脚地去加速推动这块巨石。

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革命派说，革命固然难免“杀人流血之惨”，但是当权者不能进行“推诚布公之改革”，“则其改革之权，势不得不操之于在下者之手”，而且“时机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害怕流血惨祸而不敢革命，那“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派还指出，爱革命与爱和平其实是一致的；“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立宪派还提出外国帝国主义会实行军事干涉来恐吓革命派。在梁启超看来，由于革命将不可能在“中等社会”的控制下面进行，必然弄到“自然的暴动陆续起”，“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这样，外国的军事干涉就必然发生，所以他说，“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立宪派认为，革命即便一时得到成功，但在外国的军事干涉下，也必然失败，或者是旧政府复辟，或者是中国被瓜分。因此，还是不革命的好。为反驳这种说法，革命派指出，是清朝的统治使得列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人，造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只有革命才能创立新的社会秩序，使中国避免亡国之祸。《民报》的一个作者说：“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之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

革命派没有能力进一步说清楚在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的关系问题，也说不清楚中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从“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推论到中国革命在“中等社会”主持下也就一定能够成功，而且革命将是所谓文明的、有秩序的、建设性的，因而同历来的农民革命不同，他们并没有想到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以为，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牵制，而且由于他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因此不会发生列强的武装干涉。虽然他们的有些文章敢于说，即便来了武装干涉，中国也将能够依靠人多地广而进行坚决的抵抗，但他们毕竟把主要的希望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而且他们看不到，除了武装干涉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破坏中国革命。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的表现，但是无论如何，比起那种因为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而要他们放弃革命的立宪派，他们的主张革命的立论是光彩得多的。

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中又说，他只反对暴力革命，并不反对革命，而且认定“政治革命为救国之唯一手段”，也只有他，才懂得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政治革命。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梁启超还特别说明，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要求“必须为彼所能行”，那才是正当的要求。他想使人相信，通过“正当的要求”，就能达到立宪的目的，他把这称为政治革命。前文已经说过，1907年梁启超为“政闻社”写的宣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以秩序之行动为正当之要求”。

梁启超这种跪着“革命”，要求君主立宪的主张，当然遭到革命派的嘲骂和驳斥。《民报》的汪精卫指出，向清朝政府要求，是达不到人民的目的的。“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但是汪精卫不是从清朝政府的阶级性质来说明革命的必要性，而是说，因为这是个“满洲政府”，所以采取劝告要求的方法是无益而有害的。他又说：“使今日之政府，非异族政府，则劝告要求，亦未始非一种之方法。”这里又表现了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动摇性。

这场论战还涉及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立宪派特别仇恨革命派提出的社会革命和平均地权的主张。梁启超说，革命派以为土地国有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因为“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现在还要“奖励资本家”，所以谈不到社会主义。当梁启超发这样的议论的时候，虽然好像他对社会主义的知识还比革命派准确一些，但是他并不能因此而在这问题的辩论中占上风。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真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梁启超其实是在反对社会革命的旗帜下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是害怕反封建的斗争会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梁启超指斥革命派讲平均地权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而且他以特别加重的语气说：“虽以匕首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和他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按照自己的理解，论述了社会革命与平均地权之必要性。有的说：“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有的说：“社会革命宜与政治革命并行”，“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他所说的细民是指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立宪派虽然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封建主义的思想进行过战斗，但从来不敢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他们听到讲社会革命就害怕的缘故。在这点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论，显然是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对于这场在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的论战，究竟谁胜谁败，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在1907年自己做了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

革命派之所以有如此压倒之声势，并不在于他们的法理论、政治论多么高深。立宪派方面像梁启超这样的人，比起革命派来，还更善于谈资产阶级的政法理论。阶级斗争的实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虽然流露出许多弱点，但却能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