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七月间，清朝朝廷决定派出大臣到外国去“考察政治”，说是“为将来实行立宪之准备”。这时，有一些派驻外国的公使和朝廷中的官员，还有一些地方上的督抚，其中包括最有实力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提出了“变更政体”的请求。他们所谓“变更政体”，就是由清朝朝廷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来消除革命危机，而维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统治的国体。慈禧太后迟迟疑疑地表示接受了这种请求。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空喊了几年“变法”“维新”，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其势不得不再耍一点新的花招，但是如果实行立宪，是否会妨害清朝皇室和满洲贵族的权力，慈禧太后还拿不准。当时的一个革命刊物记载她向一个大臣这样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派大臣出国考察，就是为了查明这一点。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八月二十六日北京火车站上遭到吴樾的炸弹的袭击。这一袭击只炸毁了车壁，吴樾自己却被炸死了。吴樾是保定高等学堂学生，受革命书刊的影响，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反对清朝政府。他和同盟会的个别会员有联系。他的遗书中说，决不能相信满洲政府的立宪，“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汤止沸，抱薪救火。”

由于这次炸弹事件，五大臣出国延期到十一月方成行。这五个大臣中有两个满洲贵族，三个汉族官员。他们在一批官员随从下先到日本，然后分两路到美国和英、法、德、俄等国。第二年六月，他们回国以后，向朝廷提出了立即“宣布立宪”，但把实行立宪的时期推到15年或20年以后的主张，这种主张是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志而提出的，当然立即被接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由皇太后和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这个谕旨中说：“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谕旨中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什么时候实行立宪，现在还不能定，现在先从釐定官制着手，然后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设制巡警，作为立宪的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这年九月里，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新名目。各部堂官规定设尚书一员（相当于部长），侍郎二员（相当于副部长），并规定满汉不分，但实际上派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的十三个官员中，汉人只有四个。

清朝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抵制革命。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中为首的满洲贵族载泽的奏折中把“内乱可弭”看作立宪的“大利”之一，他说：“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另一个满洲贵族端方在奏折中极力申述他在国外“明访暗查”了解到革命党影响之大，“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所至欢迎，争先恐后，人心之变，至是而极”。他又说：“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这就是同盟会——引者），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他认为，只靠严峻的镇压将无济于事，“逆说横流，如疫传染，从逆愈众，肃清愈难”。因此他主张用另一种办法来消除革命的危机，在他看来，宣布实行立宪，就可以“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也就可以达到“解散乱党”的目的了。端方还主张取销在中央各部中满洲族和汉族的官员并行的老制度（例如，每一个部中设二尚书，满汉族各一人），并且撤消在各省省会旗兵驻防的制度。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满汉间的隔阂，使革命党失去排满革命的理由了。

清朝作出要实行立宪的姿态，在开始时，倒也在一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震动，甚至惊慌。他们担心，清朝政府将由于实行立宪政体而能长久维持其统治，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也就没有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不过是个空洞的诺言，作为预备工作的改革官制又那样地连骗人的作用都没有，而且以后几年中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步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宣布了要用九年的时间来完成筹备工作。因此，清朝政府用立宪的武器来使革命的火焰不再蔓延开来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那一派保皇党人，清朝的立宪的诺言，确是起了“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在海外华侨中以“保皇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们把光绪皇帝说成是受慈禧太后残害的最贤明的圣君，而他们自己则是受到光绪皇帝特殊知遇，并且是受皇帝的秘密委托来到海外活动的。康、梁很巧妙地利用了华侨商人中还存在着的迷信皇权的习惯势力和他们对于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的愤慨，曾经把相当多的华侨商人吸引到了保皇会的旗帜下来。甚至在孙中山最早建立兴中会的檀香山，梁启超也曾奉康有为之命跑去活动，使那里的许多商人，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参加了保皇会。康有为周游日本、南洋各地和欧美各国，所到之处，都自居于皇帝的师傅的身份，招摇撞骗。《民报》的《天讨》特刊（章太炎编）揭露说：“康有为在南洋时，商人欲与一见，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若拜盟称弟子者，出二百元为贽见，便可免礼”。康有为还让各地华侨商人出钱给他做活动费，他的说法是：“皇帝至圣至仁，虽大彼得、华盛顿不能望其项背。振兴中国，非光绪皇帝不可。尔等纳捐最多者，他日复辟（指光绪皇帝重新取得权力——引者）以后，或为尚书，或为侍郎，或为总督，或为巡抚，皆可由我指名题请。”康、梁的保皇会除了竭力在华侨中散布其影响外，在国内也有和他们气味相投的社会力量，这点将在后面讲到。康、梁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本对立的。他们的保皇会，按本来宣布的宗旨，是拥戴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太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愈来愈壮大，他们愈来愈公开地表示出他们坚决反对革命的立场。

对于清廷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发布的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在美国的康有为立即表示热烈的响应。他向各地保皇会员发出“布告”，要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康有为把清廷这次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说成是他多年来进行运动所达到的结果。他的布告中说：“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预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焉。薄海闻之，欢腾喜蹈。民权既得，万众一心，君民同治，中国从此不亡矣。”他还说，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慈禧太后对于戊戌那一年破坏维新运动很是懊悔，近来同光绪皇帝“相得甚欢”，皇帝现已“日渐有权”，所以保皇的目的已经达到，不需要再用保皇会的名义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向慈禧太后屈膝求降。他还说，他的国民宪政会要“禀呈”御前大臣和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存案”，以求得合法地位，而在内地各省各府各县设立分会。在宣布更改会名时，康有为对革命党的主张大肆攻讦。他说他向来“以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如果实行革命，只能造成内讧纷争和被外国瓜分的局面。他自夸凡他所曾主张的，无不一一实现，因此他所反对的革命，是必然归于失败的。康有为也不忘记利用立宪的名义来向华侨敛钱。他说，国民宪政会就是国民宪政党，是“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而“各宪政国，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之例，一国大致俱归政党执权，……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所以现在对他的党投资愈多的人，将来所得的权利就愈大。明年起入会费要增加，但在本年内入会的人“暂从宽大，不增入会之费”。这简直像是江湖上摆地摊、卖假药的骗子，无怪乎同盟会的《民报》痛骂康有为的布告，说他是“无耻极矣”。不久后，康有为又把国民宪政会改称帝国宪政会。他是如此迫切地向清朝统治者表明“忠义”，企待着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www.xing528.com)

由于清朝的立宪不过是空谈，康有为成立国民宪政会的这套做法，连他的在日本的大徒弟梁启超也觉得不便加以响应。康有为的直接影响只是在美洲一部分华侨商人中，而且这种影响没有因此而扩大，反而逐渐缩小了。

梁启超采取的说法和做法和他的师傅有所不同。他对于清朝的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不像康有为那样立即欢呼颂扬，也不在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转载康有为的上述布告，虽然康有为声称这个布告要在包括《新民丛报》在内的属于保皇会系统的所有刊物上发表。梁启超知道，在革命派声势很大的留学生界中，这样的布告只能遭到讥笑和唾弃。梁启超还在他的刊物上攻击清朝的预备立宪并不能真正做到革新政治。他写道：“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借权限之说以为排挤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他这篇文章说，革命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现政府之腐败，像这样的在立宪的空名下行腐败的政治，只能为革命党提供借口。所以，他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清朝政府认真地实行立宪，那才能达到使革命党不再能存在的目的。

怎样能使清政府真正实行立宪呢？梁启超说，这要靠“人民”，他说：“无论政府之言预备立宪，未必出于诚，而实行未知在何日也。即使其出于诚矣，旦暮而实行之矣，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此不可不熟察也。”他的意思是说，从来专制政府不会自动实行立宪，而必须人民去积极地“求”它。人民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地去求，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立宪。这样，他就在重视“人民”的名义下把清朝的假立宪归罪于人民要求不力。本着这个精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下半年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叫做“政闻社”的团体，这个团体自称是要致力于提高“国民”的程度，来推动立宪政治的实行。梁启超没有列名为这个团体的领导成员，但他是这个团体的灵魂，政闻社的“宣言书”是由他执笔的。宣言书表明，政闻社希望能使自己发展为一政党，并能在国内各地进行活动。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触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期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

在国内，清廷的宣布预备立宪在许多地方的地主、绅士、资本家中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响应。首先是在上海，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曾铸等人组织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张謇是中过状元的纺织业资本家，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他与官场有密切关系，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作《拟请立宪奏稿》。郑孝胥举人出身，曾充清廷驻日本长崎的领事，又在广西、广东、湖南当过边防督办、按察使等官职，这时他在上海是从事实业的绅士中的头面人物。据《民报》当时记载，郑孝胥曾说：“要中国文明，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同外国人杂居”。可见他有强烈的买办意识（此人后来是以清朝遗老而成为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汤寿潜就是汤震，是个老维新派，在1890年就写过《危言》一书，主张变法，曾任安徽青阳知县，辞官后，成为浙江省的有名绅士，浙江绅商准备集资修铁路，推他为总办。曾铸则是前面说过的一度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继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后，湖北成立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政筹备会，湖南成立以谭延闿为首的宪政公会。汤化龙，中过进士，又官费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汉口银行公会、湖北商团联合会中的头面人物。谭延闿是曾任湖广总督的谭锺麟的儿子，也中过进士，他在湖南办学堂，并与本省的矿业资本家关系密切。此外，在广东还有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从台湾跑回来的绅士丘逢甲等人组成的自治会。这些组织的性质与宗旨都同政闻社类似，其主要成员属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虽无当权的重要官职，但是以绅士实业家的身份而同官场有联系。他们都从清朝的宣布立宪中看到了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希望，他们是既不满清朝统治的现状，要求有所改革，又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他们是康梁一派在国内的社会基础。

政闻社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在上海出版刊物，设立办事处，进行和各地立宪团体的联系，但是这年七月里就被清廷查禁。上谕竟如此说：“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于是政闻社的活动不能不收场。官方不愿意让康梁一派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心，所以对政闻社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但对于各地立宪派资产阶级的上述各个组织，则没有加以制止，它们仍能继续进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