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纪实：辛亥推翻帝制革命组织的产生

孙中山的兴中会在檀香山和香港成立时，它的成员中大多数是侨民中的商人、农场主，也有一些侨民中的工人。它在1895年策划广州起义和在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所依靠的都是会党的力量。关于从1895年到1905年这11年中参加过兴中会活动的人员，有这样的材料：总数是279人，其中侨居国外和在香港经商、做工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有219人，在广州等地的60人中多数是会党分子，国内的知识界和留学生参加孙中山的组织的人是很少的。

在1902年，参加兴中会的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在广州发动一次以秘密会党为主力的起义。洪全福（原名洪春魁），是洪秀全的侄儿，年轻时参加过太平天国战争。他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香港，当了海船上的厨师，经过三十多年海上的劳动生活后，住在香港。他在三合会中交游甚广，有一定的号召力。他有个老朋友，澳洲经商的谢日昌，即香港的兴中会创立者之一谢缵泰的父亲，谢缵泰在兴中会中是同杨衢云相接近的。在1901年初，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朝官方暗杀，谢缵泰想利用洪全福在秘密社会中的号召力再发动一次起义。这时又有一个香港富商的儿子李纪堂（他也参加了兴中会）愿意投资帮助。他们成功后的国号将叫做“大明顺天国”，预拟的檄文强调反满，并说，要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这是会党的色彩很浓，而民主革命的气味较少的一次起义。对这次起义，孙中山没有与闻。前面说过，杨衢云、谢缵泰这一派人同英国人联系较多，所以这次起义还有香港的英国人支持。提倡新学资格最老的容闳（他在基本上不是个革命派）这时也在香港，同意在胜利后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不过他在行动未开始时就到美国去了。在洪全福、谢绩泰、李纪堂的经营下，为这次起义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他们在香港和广州设立了机关，还购置枪械，设法运入广州，约定了广州附近各路的英雄好汉，准备在光绪二十七年除夕（1902年2月）放火为号，一举占领广州各衙署，宣布成立新的政府。但是由于内部有人向清朝官方告密，预定起义的那天却成了他们在广州的机关全部被清朝官方破获的日子。这次起义在摇篮里被扼杀了。洪全福改名跑到了新加坡，几年后病死。谢缵泰后来同英国人一起在香港办英文的《南华早报》，不再过问兴中会的事了。随着知识界中革命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

1903年，在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的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并由此产生了个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用意是要在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学会搞军事。但军国民教育会只是个松散的群众组织，没有存在多久，其中有些人回国作进一步的活动。1904年在回国的留学生推动下，分别成立了华兴会和光复会这两个革命团体。

华兴会由湖南的留学生黄兴、刘揆一、杨毓麟、陈天华等人发起，成立会在光绪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明德学堂的一个校董的家中举行，到会的有从本省各地和从外省来的，共百余人，大多是学界中人。他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1874－1916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生员出身，肄业武昌的两湖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但还学了点军事。光复会在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成立于上海，参加的人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铨是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的一个人，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在这个组织成立后一直起主要作用的中心人物则是陶成章。陶成章（1878－1912年），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当过塾师，在1900年前不久开始读新书而有仇视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官费到日本留学，想进成城学校学军事，受到清朝官方的阻挠，1903年回国活动。

华兴会和光复会都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抱着推翻清朝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黄兴在华兴会的成立会上发言，谈到发动革命的地点和方法问题。他援引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的革命经验，但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同，不能从首都开始，而要“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他认为湖南的“军学界革命思想，日渐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而且还有“洪会党人”（也就是江湖秘密结社）也抱有“排满宗旨”，一旦发动起义，“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

在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面，抱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农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传统。上述邹容的书主张“文明之革命”，但并不是不要武装斗争，他的书名就叫《革命军》。邹容认为“野蛮之革命”是不可取的，所指的是义和团那样的自发的斗争。这些初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认为，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在他们的引导下才能走上“文明之革命”的轨道。1903年留日学生的一个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从汉朝的赤眉、铜马、黄巾到明朝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其责不在其民族之好言革命也，在其民族无善言革命之教育也。”这个作者实际上是认为，只有资产阶级出了世才能够有“善言革命之教育”，只有资产阶级能够教育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去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所以这个作者认为：“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有个主张革命的湖南人杨笃生（杨毓麟），在1902年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这都是说，中等社会要靠下等社会干革命，并站在下等社会前面引导他们。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懂得，要造反，要革命，没有群众的力量是不行的。他们自以为能领导下层社会，但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下层社会。他们没有也无意于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做艰苦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他们今天组织革命团体，就想明天发动起义，后天获得成功，他们需要立即可以利用的力量。哥老会、三合会之类的现成的组织就成为他们所看中的力量。杨笃生《新湖南》中说：“近二十年来，下等社会劳动之生殖益穷，而秘密社会之势益盛。”以贫困失业、流浪江湖的游民为主体的秘密会党确是日盛一日，他们在别无生路时就占山为王，沿路打劫。杨笃生描写说，出长沙十里“多为盗薮”，而“由湘入粤行宝庆一路，由湘入黔行辰州一路，由湘至江岸行澧州一路”，都往往要遇到土匪劫掠。湖南如此，其他许多省份也是如此。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家们在说到革命所可以运用的“下等社会”的力量时，所指的首先就是这种秘密会党。

华兴会打算在成立的九个月以后就在长沙发动起义。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1904年11月16日）是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他们的计划是，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会集行礼时，爆炸起预置的炸弹，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而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并分路进军长沙。华兴会的副会长刘揆一，也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原来同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大头目马福益相识，他积极主张运用哥老会的力量，为此，黄兴和刘揆一约会马福益商谈合作办法。(www.xing528.com)

三十年（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同马福益在湘潭第一次会晤。刘揆一描述这次会晤情形说，为了避免官方耳目，他们二人短衣钉鞋，头戴斗笠，从湘潭城冒雪行走30里路与马福益相会于茶园铺矿山岩洞中。哥老会徒众防守在矿山各处，事先还在山际雪地掘了一个土坑，准备了几只雄鸡。夜深时，他们三人用柴火烤鸡，边谈边吃，直到天明。他们议定了有关起义的各事，并商定由黄兴为起义的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在他们心目中，经过这一晚的会议，起义的成功就完全在握了。因此黄兴在归途兴奋地作诗道：“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到了这年8月，黄兴、刘揆一和其他几个华兴会的活动分子又到浏阳，趁浏阳河边的普迹市举行牛马交易大会时同马福益和他属下的主要头目会面。黄兴送给马福益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这时，华兴会已派人在上海收买枪械，打算在大批枪械运到时提前发动起义。但是普迹市的这次会晤立即由混在华兴会中的一个内奸报告给了清朝官方。这个内奸是马福益的部下，但早已依附长沙的著名豪绅王先谦，并受湖南官方收买，充当耳目。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会党的几个小头目被捕，黄兴靠基督教会里的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到上海去了，刘揆一等也都逃脱。为这次失败的起义，黄兴、刘揆一等人破家筹措了四五万元的经费。

马福益遭到官方通缉，逃亡到广西。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初他又回到湖南，准备重新发动起义，并派人到上海和黄兴联系，但不久他在湘乡被官方捕获，三天之后被杀，马福益身受酷刑，至死不屈，留日学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光复会成立后同华兴会有联系，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华兴会的起义既然流产，光复会的配合行动也就中止了，光复会也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工作。浙江省南部丽水一带的一个会党头头、拳师出身的王金宝，和华兴会约定，号召他所能影响的会党力量，打算袭取遂昌做根据地。清朝官方发觉了这事，王金宝被捕，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被杀。

光复会里做联系会党工作的主要是陶成章。光复会的发起人龚宝铨和另一个留日学生魏兰等人也积极参加活动。他们在1904年遍历浙西浙东许多地方，和许多会党组织联系。陶成章根据他接触秘密会社得到的了解，著有《教会源流考》一文，是有系统地论述这方面的情形的最早的著作。

从马福益、王金宝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作为游民无产者的代表的会党人物是有革命性的。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文化、有较高水平的思想，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也比较高，而且有财力，所以他们能够把要求革命的会党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是他们满足于同几个会党头头建立联系，只是一时地利用会党分子的拼命精神，而并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所以他们并不能由于做会党工作而使他们的革命活动真正在下层群众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除了华兴会、光复会以外，同时在武汉知识界中也有革命组织。那里知识界中的一些革命青年注重在当地军队中做工作，联络士兵和下级军官。他们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样名称不显眼的组织。由于他们同华兴会有联系，在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暴露时，他们也受到牵连，科学补习所解散。它的成员后来又以“日知会”等名义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首先从武汉爆发是有关系的，以后我们还将有机会谈到这些组织。

以上这些情形都表明，在1903年到1904年间，已经可以从知识界的革命潮流中看到，一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时期是迅速地酝酿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