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左右，知识界中的革命潮流开始涌现。一些年轻的知识界人士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有些人还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出版杂志，翻译十八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的著作。但直到1900年，在日本的留学生不到百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所宣传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对国内还没有什么影响。从1901年起，赴日本留学的人数骤增，1904年已达三千多人。这种情形虽然同前述清朝政府提倡出洋留学有关，但是官费派遣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多数是靠自己筹款。由于到日本的费用较少（当时的人说，每年约需三百两银子），所以去欧美的留学生增加得不多，大量的是到日本。能够获得官费和自行筹款的，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这时，许多中小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陷于破落的危机，由科举考试而做官的路子眼看就要断绝。从这些家庭出身的青年为寻求出路，拥入国内办的新式学校，有办法的就出洋留学。当时有人说：“日本留学为终南捷径”。虽然留学生中多数是为了做官的目的，但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新学，由于感受到国家危亡的严重状况，觉悟到要救国不能靠清朝统治政权，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义。他们感到封建旧社会已面临绝境而想探求新的出路，他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陈天华（1875－1905年），湖南新化县人，由新化实业中学堂资送出国留学。这两本小册子的中心内容是指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唤起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我中国虽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他认为，列强之所以没有实行瓜分中国是“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因此他提醒读者说：“诸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早已是洋人的了！诸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早已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这样，陈天华实际上得出了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反对清朝统治的结论。

陈天华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必须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但他认为，绝不能像义和团那样地搞排外主义，那样地排斥“洋务”。他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这虽然好像是重复了六十年前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但是这时候的先进知识界对于要从外国学习什么的认识已经到达高得多的水平了。在这两本小册子中，陈天华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两年后，陈天华发表了《论中国宜改行民主政体》的文章。在1903年已经喊出民主革命口号的代表作品是邹容所著的《革命军》这个小册子。邹容（1885－1905）的父亲是个重庆的商人。邹容幼年时候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不愿在传统的经籍和八股文中讨生活，学了英文、日文，求得了些新的知识。1901年他到成都应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虽然先被录取，但官方发觉他平日有越出封建主义常规的言论，除了他的名。于是他以自费到日本，他在日本只住了一年多，就因为反对清朝政府派在日本监督留学生的一个官员（他把这个名叫姚文甫的官员的辫子剪下来，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而于1903年被迫回国。他到上海，与章太炎和爱国学社的一些活动分子相结识，参加了拒俄的运动。就在这时，他写了《革命军》。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在这本两万字的小册子中充满热情地高唱革命的赞歌，主张用革命来推翻清朝的统治，求得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赞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他把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与“文明之革命”，他所说的“文明之革命”其实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他尽情地暴露了清朝政府是个腐朽、落后、卖国的政府，主张在推倒这个政府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他以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来结束他的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由章炳麟（章太炎）作序在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在上海出版。差不多同时，章太炎还发表了一篇《驳康有为书》。章太炎（1869－1936）那时已是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家。他在戊戌维新时是梁启超的朋友，但由于有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逐渐在政治主张上同康梁一派分道扬镳。张之洞曾慕名聘他为幕僚，终因为有人攻击他“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词”而把他辞退，1899年他在日本同孙中山相识。

1902年，他同一些日本留学生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他为这个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强烈地表现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宗旨。1903年他在上海参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康有为这时发表了一篇《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认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章太炎针锋相对写了《驳康有为书》。他主要以反对满族的统治来论证革命的必要，同时也认为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实行民主。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认为，现在提倡革命，必然要提倡“合众共和”，“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他把革命看作是促成“民智”和“人心之智慧”（也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发展进步的动力。从这点出发，他以和邹容同样的激情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www.xing528.com)

章太炎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苏报》上还刊载了书评，介绍和赞扬邹容著的《革命军》说：“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此外，《苏报》上还发表了一些别的鼓吹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评论文章。《苏报》就是因此而被查封。邹容、章太炎和其他几个有关的人被英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拘捕。邹容这个年轻的革命家死在租界的牢狱里，章太炎坐了三年牢，在1906年出狱。

1903年起，在国内（主要是在上海）和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革命的出版物急剧增加，上述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的著作可以代表这时知识界中兴起的革命思潮。

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舆论界中起过显著作用的梁启超，到了日本后，在横滨主办《清议报》（旬刊），这个刊物出到1901年底，次年他又创办《新民丛报》（月刊）。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国外以“保皇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所谓“保皇”的含意是保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太后，其宗旨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统治。梁启超的刊物遭到清廷的严禁，但仍能在国内的知识界和留学生中广泛发行，受到欢迎。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以流畅浅显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中国的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宣传工作，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读他的文章的人，固然有受他的影响而赞成君主立宪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中，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梁启超在这时期的政论尖锐地指出列强“保全中国”正表明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况中，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抨击慈禧太后的徒有虚名的“变法”，这些也正是革命派所要说的话。对于中国究竟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梁启超的文章，特别在1902年到1903年间表现了一种矛盾。他一方面对于推翻清朝，实行民主的革命表示怀疑和反对，另一方面又说，要救中国，不经过一次大变革，即革命是不行的。他用“报馆”的宣传“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激焉而不为病”作为理由来解释他的这种矛盾。他说：“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因此，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他的君主立宪、“保皇”的主张很不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老师康有为和他的坚持改良主义立场的朋友们则感到他的言论走得太远，不能不给以劝告以至警告。梁启超所表现的这种矛盾，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正在取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