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参与反帝爱国运动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继续发展的趋势。拿全国各地逐年创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6年间（1895－1900年）共有104家，资本总额2300多万元，每年平均投资380万元多一点。这以后，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10年间，共有370家，资本总额8620万元，每年平均862万元。特别是1906、1907、1908这三年，新设的工矿企业及其资本总额分别为68家，2300万元；58家，1400万元；52家1600万元，这可以说是出现了个发展的高潮。

这些民族资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规模不大的，各地还有不少资本不足一万元的工厂，没有包括在上述统计之内，这些小工厂多数其实只是手工业工场，在上述370家企业中，资本在一万到五万元的有153家，5万元到10万元的有59家，10万元到50万元的有116家，50万元以上的有42家，其中超过100万元的有15家。

有些大企业家在这时期发展得很快。突出的例子是张謇，他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在1899年投产，该厂资本当时是70万元，到了1908年，已增加为280万元。十余年间他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二十多个，这些企业的资本共有900多万元。能够发展得快的大企业家同封建官场有较多的联系，或者同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或者这两方面的联系都较多。至于众多的中小企业家，既受到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的压力，又无法抗拒封建主义的摧残，其处境一般都是很困难的。

新式企业为数诚然还是很少的，但是它们集中在若干城市中，所起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许多人认为，振兴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方法，而为了振兴实业，就不能不反对和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这时，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义和团的新形式的爱国群众运动，那就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爱国运动。康有为一派人当初成立保国会等组织，虽然已经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爱国运动，但斗争的锋芒没有针对帝国主义，它所吸引的主要的只是地主阶级中倾向于资产阶级化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这种知识分子。到了1900年后的几年间，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学生成群地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而且这种爱国运动开始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发生了联系。这些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取我国的矿山和铁路，在各有关省份里，展开了收回权利的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界在这个运动中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已经出让给帝国主义的矿权和路权，创立商办的公司，准备用自己的资本来开矿修路。

山西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起了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南各地的开矿权的运动，结果是“赎回”了开矿权，还新成立了一个商办的保晋矿务公司。但任这个公司经理的渠本翘原是一个经营“票号”（封建性的金融机构）的商人，1902年曾和人合资经营双福火柴公司。由于英国福公司已经在河南北部修武采矿，留日河南同乡会发表了《告河南同乡速办矿务书》。除了主张招股成立办矿公司以外，这个宣言书中说：“今先在有矿的地方立一个保矿会，凡附近人民都得入会，立一誓约，永远不准把矿地卖给洋人；如敢故违，加以重罚。其有奸猾巧诈小人，贪小利忘大害，不入本会，想卖洋人地者，一经本会稽查出来，加以倍罚，处以死刑。……地方官吏，督抚、司道有敢谄媚洋人强迫百姓卖地，一面河南京官奏参，一面河南绅商学生控告。那些贪官污吏，汉奸民贼，虽想苟图富贵，偷卖民矿，谅他也是不敢的。”这个宣言书使用通俗易晓的文字，显然是想用爱国保乡的情绪感染和鼓动广大群众。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左右，收回矿权的运动也发生于安徽、山东、云南、四川、吉林、黑龙江等省。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的运动，在有关各省中形成了蓬勃的热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湖南、湖北三省都有绅商成立组织，主张废除清政府同美国的合兴公司订立的合同，把铁路收回商办。留日本的学生组织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支援这个运动。经过两年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官方向合兴公司交涉，付出一笔赎款，把已修成的广州到三水的一小段铁路和合兴公司所享有的各种特权收回。在已经由清政府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川汉等铁路预定通过的各省，也纷纷发生收回路权的运动。

各省进行的这种运动，带有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保卫家乡的性质，因此，参加这种运动的除了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以外，还有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以至一些地主绅士和地方官员，下层广大群众也为这个运动所激动。这种运动采取向清朝当局提出要求，并且通过清朝当局向有关的帝国主义国家交涉的方式，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种造反或革命的行动。官方有时还不能不表示支持这种运动，例如张之洞在收回粤汉铁路的问题上自命为“三省绅民代表”办理向合兴公司交涉事宜。由于各地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雄厚的实力，经过这种运动而成立的矿务公司、铁路公司一般的都没有什么成效。赎回粤汉路权的款项甚至是由张之洞向英国借的，但是这种运动在当时所起的政治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它使广大群众感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迫切性，并加深了对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的憎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还发生了拒法拒俄的运动。在这年春天，广西发生了以王和顺、陆亚发等人为首的会党起义，他们的力量发展得很快，已控制了广西的西部十余州县，且有波及湖南之势。清朝军队镇压无效，广西巡抚王之春打算向法国借款借兵来“平乱”。这个消息从在日本的留学生传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张园举行了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通电反对王之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一般并不赞成会党的起义行动，但他们的拒法反王的运动在客观上具有同广西起义相配合的意义。王之春这个洋务派官僚乞求法国帮助的阴谋被揭露，没有能成为事实。两年后，清朝以广西、湖南、湖北三省的兵力把广西会党的起义镇压了下去。

由于抗议俄国拒绝在东北撤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在张园又举行会议，通过了致北京外务部电说：“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向各国外交部通电说：“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同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举行会议，向俄国抗议。东京的留学生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表示要回国充当抗击俄国侵略者的先锋。(www.xing528.com)

上海的拒法拒俄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这两个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蔡元培（蔡孑民〔1868－1940〕）和他的同志们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准备编辑教科书，出版书报，并打算自办学校。官立的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中有一部分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统治而退学，蔡元培（他是南洋公学的教员）和他们一起引退。中国教育会就以这些学生为基础，成立了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既是个学校，又有爱国团体的性质。据一个当时在爱国学社担任教员的人说：“学社既由退学风潮而产生，故学生极端自由。内部组织分全部学生为若干联，每联约二三十人，听学生自行加入某联，公举一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开会议决，交主持者执行。”当时，各省官立学堂常常发生退学风潮，“学社中遇此事，必发电以贺之”。而且每礼拜，学社社员还在张园，“开会演说，唱言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新风气。虽然说爱国学社的集会是“昌言革命”，其实，教育学会和爱国学社的参加者后来渐渐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向清朝当局请愿立宪。在参加拒法拒俄会议的人群中基本上也是这两部分人。但在当时这种区别还不明显。在清朝官方眼中，凡是敢于自行集会，同官方唱反调的人都是作乱造反的人，所以商约大臣吕海寰在要求江苏巡抚将为首集会的人“密拿严办”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爱国学社还同一个报纸《苏报》有关系。《苏报》本是一个平庸的报纸，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开始由爱国学社的师生撰稿，成为鼓吹爱国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的舆论机关。这年闰五月，清朝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禁《苏报》，爱国学社就在这时解散了，中国教育会还继续存在。二十九年冬，教育会的蔡元培还组织“拒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一种报纸，进行反对俄帝国主义的宣传，直到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发生了几乎遍及于全国各城市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以商人抵制美国货为主要形式，这是过去未有过的新的形式。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大量输入中国的苦力，这是前面（见第十二章第四节）说过的。在1877年美国的经济危机中，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发生排斥中国人的运动。美国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罪于中国工人太多，煽起了排华运动。当初在需要中国劳力的时候，同治七年（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擅自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名义同美国订立条约，表示鼓励中国人去美国。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起，美国一方面多次要清朝政府和它订立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条约，一方面又在国内颁布种种对中国人的禁例。在美国的中国工人、商人不但受到苛待，而且在许多城市里，成百的中国人死于种族主义的排华暴行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美国和清政府订立了一个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以十年为期。在美国，对中国侨民的暴行继续在各处发生。这种情形使得一个美国传教士这样写道：“比起中国最糟糕的义和团的残暴程度来，在基督教的美国城乡中对中国人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对前者的报复是浩大的军事讨伐和巨额的赔款，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件事受到过惩处。”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持禁止华工的条约。美国的旧金山和其他各地的华侨组织首先发出了主张废约的呼声。他们的呼声得到国内各地的响应，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控诉美国的排华罪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空前大运动。

在美华侨以广东人居多，所以这个运动首先在广州掀起。不久后，资产阶级力量较强的上海成为运动的中心。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间，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作出了不用美国货、不定购美国货的决定。铁业、机器业、洋布业、火油业、面粉业等方面的商界头面人物签名承认执行这个决定。北京、天津和其他外地商界派了代表到上海参加这次会议，上海商务总会还发出致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商会的通告，动员参加这个运动。有些团体在社会上散发了许多传单，张贴了许多揭帖，号召商界不卖美国货，消费者不购买美国货，报纸和出版物造成了支持这个运动的强烈舆论。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许多地方，上海、南京、北京、天津、保定以及其他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响应，大大增加了运动的声势。上海的有些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学生罢课，许多地方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也以集会和其他方式表示他们对这个运动的支持。营口的码头工人曾拒绝为美国商轮起卸载运来的煤油。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许多人提出“振兴工艺”，用自产的商品来代替进口货的主张。据当时的《时报》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汉口就有巨商集资创办面粉公司。《时报》又说：上海的各织布厂，“连年亏损”，而在光绪三十一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场，顿形畅旺”，这样的运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是有利的。

在中国，突然发生了这样规模巨大的新形式的爱国运动，不但使首当其冲的美帝国主义大为震动，而且其他国家也感到不安。美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教会人士向领导这个运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作软化和分化的工作，还向清朝政府威胁说：“中国如不能照约保护美国权利，中国政府担其责任。”英国公使也以在华英国商人的名义向清政府表示，“华人禁止美货一事，非但美商受损，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之虑”。根据帝国主义的意旨，清政府下令各省巡抚禁止抵制美约运动，说是“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地方大员都采取步骤限制和阻止这个运动。

这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在发展中不久就发生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张謇、汤寿潜、汪康年等人散布种种破坏和诋毁这个运动的言论，并且提出了实际上使这个运动涣散的措施。还有些买办商人迫于形势，签名参加运动，却仍偷偷地照常贩运美国招牌的煤油、棉布等。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是在运动开始时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的人，他在七月里就宣布不再过问这个运动，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但认为运动还应进行下去，他说：“抵制办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

只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和学生群众的支持，这个运动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的确，这个运动并没有发展为“暴动”。参加运动的一些资产阶级团体坚持使用所谓“文明的方法”。上海的一个自称为“文明拒约社”的代表说：“文明办法朝廷自不致压制，野蛮举动朝廷自应禁止”，但是事实使得许多人看到依靠朝廷是没有出路的。在运动中，上海的《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我政府之不足为吾民可恃也久矣，衮衮诸公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拥虚位食厚禄，日以苟且图存为事”。这篇文章作者寄希望于“商民”，“禁用美货专在商民，务使与政府不着一丝牵挂”。《广东日报》也有一篇文章说：要达到废除美约的目的，“勿依赖清政府，而专恃民气是也”。抵制美货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使一部分激进的爱国者不能不考虑，应当把“民气”引导到什么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