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年活动，夏威夷留学与青年觉醒

第三次革命高潮紧跟着第二次革命高潮到来了。

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是第三次革命高潮开始的标志，它和义和团运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相隔只有五年。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中国的内外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加倍激化起来了。这些矛盾主要的就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矛盾。由于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成为在帝国主义面前唯唯诺诺的奴才，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就集中表现于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

前文已经说过，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走上政治舞台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带来了在第一次革命高潮和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所没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革命理想和革命组织，它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是第三次革命高潮的根本特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是孙中山（1866－1925年）。孙中山，原名孙文，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称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租种别人的几亩田地，还兼充更夫。童年的孙中山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比他大十二岁的哥哥孙眉（孙德彰）曾不得不到地主家里当长工，并在同治十年（1871年）出国到檀香山去谋生。孙中山在光绪四年（1878年），十三岁时也到檀香山，在这以前，他只在家乡的旧式书塾读过几年书。

檀香山（火奴鲁鲁）是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美国殖民主义者，以传教士为先锋在十九世纪初叶开始侵入这个岛国。当地原有的居民在残酷的剥削下大量死亡，人口不断减少（19世纪初叶有20万人，1850年左右就降到10万人，1893年仅余58000左右）。由于缺少劳动力，从1865年起开始从中国输入“苦力”，也有些中国人去经商。孙眉到了那里先是做农业工人，积了一点钱后独立开荒，经营农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间渐渐发展为一个农牧业资本家。那时夏威夷虽然名义上还是独立国，但已在美国势力支配下。后来，在1898年，美国帝国主义终于并吞了夏威夷。

孙中山在夏威夷五年，依靠哥哥的资助，先后攻读于英国教会和美国教会办的两个中学校。他在学校里信奉了基督教，遭到他的哥哥极端反对，因此他只能辍学回国。这时他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由于孙眉的缘故而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父亲不再当更夫，有了土地，而且雇工帮助耕种，孙中山也就能继续求学。光绪十年到十一年（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他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拔萃书院和域多利书院攻读。这以后，他开始学医，先是在外国教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继又转入香港的雅丽医学院，这个医学院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英籍华人何启办的。由此可见，孙中山在青少年期间，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很少。他所受的是西方国家培养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教育，但由此他接受了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经验比同时期的康有为多得多。他的出身也同来自官僚家庭的康有为不同。

孙中山青年时期对他的前辈广东人洪秀全的事业表示敬仰。他在广州和香港学医时常同一些同学和朋友议论时事和政治。孙中山在广州的一个同学郑士良（他在离开博济医院附设学校后到惠州开办了一个药房）同洪门中人交往很多。孙中山在广州时还结识了在广州舆图局任测绘生的尤烈，他也同洪门有联系。洪门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江湖秘密结社，洪门中传统的反情思想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在香港和孙中山交往密切的有陈少白（美国人在广州办的格致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又转入雅丽医学院学习）、尢烈（这时到了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任书记）、杨鹤龄（澳门的一个大商人的儿子）等人。这四个年轻人被他们的亲友称为“四大寇”，是因为他们敢于讲些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的缘故。

光绪十八年（1892年），27岁的孙中山从雅丽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然后在广州行医。二十年夏，他和他的一个在少年时就意气相投的同乡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他们由广州过上海而到天津。在上海，孙中山会见了郑观应和王韬，这都是当时著书立说，鼓吹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改良的著名人物。王韬给孙中山介绍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孙中山到天津后，经过这个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他在出行前已经准备好的长信。

国民党的来历的一些历史撰述者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幼年时就已经确立，以后一直不变地保持下来，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可以证明，直到这时，他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革命。他在这封上书中的基本主张是“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样的主张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虽然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超过同时期的康有为的上皇帝书的水平。(www.xing528.com)

国民党右派吴稚晖为孙中山写的别传中说：“中日交战前，先生（指孙中山）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这是荒诞的神话。李鸿章既没有接见孙中山，孙中山的上书也显然绝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他的信中说：“推中堂（指李鸿章）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信中又说明他个人的计划是想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孙中山是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基本上还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范围，在这以后，才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时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的书信没有从李鸿章那里得到什么反映。他和陆皓东游历了北京后经武汉回到南方。甲午战争爆发时，孙中山重到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这是在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20多人，其中包括孙眉（孙中山的哥哥；这时已成为相当大的资本家）、邓荫南（一个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参加三合会）、何宽（当地一家银行的经理）等人。檀香山兴中会以救国为宗旨，章程中对中国处境表示深切的忧虑，不指名地斥责清朝统治者的误国。其中说：“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又说明立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中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但是这个在侨民中的小组织对于如何才能救国，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在这个小组织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回到香港，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参加香港兴中会的除了孙中山和他在香港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等人外，还有属于辅仁文社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员。辅仁文社成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其中主要人物有杨衢云（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谢缵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著名侨商的儿子）、刘燕宾（炳记船务公司的经理）等人，杨衢云被选为香港兴中会的会长。

香港的兴中会一成立，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孙中山到广州以行医为名进行军事准备，他还设立了农学会的组织作为掩护，杨衢云在香港负责接应。香港的兴中会的章程中也没有明确地宣布革命，但入会的人须一律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察鉴”。这是把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的老口号，改造成了资产阶级语言。孙中山的有些朋友本来就和洪门有联系，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人的这种联系更多，杨衢云等人又同香港的英国势力有较深的关系。在兴中会的活动中有在香港政府中供职的何启和两个英国记者插手，他们参与了讨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并且表示可以浩动英国政府承认起义后成立的新政府。这时是在中国遭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订立了马关条约之后。英国人之所以对于兴中会的广州起义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出现中国全面崩溃，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日本在港领事在知道了这事的时候，也曾派人向兴中会表示，如果发动起义，日本政府可以暗中帮助。

兴中会在广州的起义，预定在这年九月初九发动。但事先，广东官方发觉了。官方破获了起义的机关，查到了从香港偷运到广州的枪械。孙中山的老友陆皓东和参加起义的会党头头丘四、朱贵全等人被捕，都遭残杀。孙中山幸能逃脱。这次起义力量基本上是靠三合会，杨衢云预定从香港召集会党三千人到广州，此外还联络了广州附近各地的会党组织。关于三合会这类的秘密结社的性质和弱点，前面已经多次谈到过。这种秘密结社在国外侨民中散布很广，成为他们在国外艰苦生活条件下的互助组织。兴中会所号召起来的会党群众，主要是城市贫民，而且带有花钱雇佣的性质，所以一下子就好像能集合相当大的力量，但一受挫折，也就立刻涣散了。清朝官方悬赏缉拿这次起义的为首人物，孙中山的名字在通缉文书中写作“孙汶”，表示这是洪水猛兽一般的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官方侦察到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孙中山自广州失败后，即由香港赴日本，再经檀香山而到美国，又转到了英国。清朝驻伦敦的使馆设计把孙中山诱骗入使馆，准备把他偷偷押运回国。由于他的英国朋友的营救，他才得以释出，经此事件，孙中山在国际间开始作为中国的革命家而驰名。

孙中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转变到主张革命这点，他自己曾谈到过。1896年他用英文写的《伦敦被难记》中说，他本来赞助那种“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政治运动，这显然是指康有为领导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只是在看到请愿上书方法不可能生效的时候，“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在海外流亡各地时，仍以兴中会的名义在华侨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但收效很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又到了日本。这时在日本还很少留学生，在华侨万余人中，赞助他的人不过百余人而已。在国内的知识界中，这时正是康有为的全盛时期。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都流亡到日本。孙中山、陈少白还想同康有为商谈合作，为康有为所拒绝。兴中会的杨衢云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到南非等地，这时也在日本，与梁启超会谈过一次，也没有谈成。但孙中山和梁启超在1899年过往甚密，梁启超甚至同意双方合并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由于康有为和他的其他学生徐勤等人的坚决反对，没有成为事实。

孙中山在香港的同志继续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又到香港图谋同李鸿章合作实行广东独立，并在惠州举行了依靠会党力量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活动都没有成功。领导惠州的军事行动的是孙中山的老同学郑士良。惠州之役后，孙中山继续他在国外的流亡生活。他在日本住了两年，又到过越南，并经檀香山而到美国。这时期，他从留学生和华侨中得到了较多的同情者。后来孙中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这是指1895年广州起义的失败），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这是指1900年惠州起义的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1904年，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这篇文章说，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文章中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法实现”。这篇文章“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孙中山在这里实际上是向西方的资产阶级呼吁，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没落，不能成为东方民族求独立求进步事业的支持者，这点是孙中山当时不了解的。但是，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的立场是已经确定了。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的社会影响，在1900年后迅速地扩大，是由于当时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政治运动正在涌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许多先进分子已经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思想而趋向于革命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