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剥夺权力，推翻帝制，博得列强信任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剥夺了光绪皇帝的一切权力，打掉了他举起来的变法维新的旗帜。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以后，慈禧太后也想把自己打扮成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旗手了。

慈禧太后本来已经准备用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仪代替光绪做皇帝。由于订立辛丑条约的列强的要求，端王载漪定了斩监候（不立即执行的死罪），充军到边地永远监禁。他的儿子也就失去了候补皇帝的资格。光绪的皇位算是保住了，但他在朝廷中没有发言权，一切实权仍操在慈禧太后手上。当朝廷还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唱起变法的调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上谕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地要实行变法。上谕中说：“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这道上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各抒己见。二十七年三月初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说是为了实行“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关进行统筹考虑。七月里，下令从明年开始，在科举考试中，不再用八股文。八月初，又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在政变后继续存在），并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接着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学成后，将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的头衔。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明令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所谓策论，把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这两件事在政变后立即被慈禧太后否定，而现在正式加以肯定了。要各省派遣留学生，这是在百日维新中还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办法。

朝廷在离开西安的前四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布一道文告中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这简直是发誓赌咒要实行变法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高喊变法，首先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博取列强的信任。在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变法上谕后，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样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指清朝朝廷和帝国主义列强）必能愈加修睦，悉涡前嫌”。盛宣怀为朝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在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话明白地点出了所谓“变法自强”的新政的实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在二十七年六月间，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为此事而发出的上谕说：“从来设官分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这就是说，从此以后要一心一意以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好为最高宗旨了。十一月下旬，朝廷回到北京，它在快要返抵北京的时候，发布上谕说，一到北京后，“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除了由皇帝接见各国公使外，还要由皇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是否接受“觐见”，过去是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总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就是为了要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前面，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绝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够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

曾经作出对外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现在说是要“变法自强”，为什么不但不使帝国主义担忧，反而使他们放心呢？这是因为所谓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老调子。我们已经说过，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夺权力的缘故而打断百日维新，但她对洋务派的主张是并不反对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封疆大吏显示出他们最能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宠信。洋务派的纲领也就成为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所遵循的纲领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宣布要变法的上谕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表示同康有为的变法划清界限。这个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是说，封建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某些方法。显然，这完全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响应朝廷的号召，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在长江流域首创“中外互保”的总督，在二十七年五、六月间联名发出三个奏折，当时被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他们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育材兴学”做起，其办法就是开设“文武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和旧式的武科考试制度，奖励到外国留学。他们又提出了“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各项措施。他们所说的“采用西法”，无非是用洋法练兵，用开展览会等方法来鼓励工艺，以至铸用银元，行印花税票等。他们也声明，他们提出的办法和康有为的主张“截然不同”，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奏折表示欣赏，说要“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死去。于是袁世凯与张之洞成为各省督抚中的主要人物。他们两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联名上奏，主张停止科举，推广学校。他们说：“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可见他们之所以主张废除科举考试，着眼点还是在于使封建主义的统治政权披上“维新”的外衣而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

在八国联军之役以前，慈禧太后是平衡地使用封建守旧派的官僚集团和更多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官僚集团。自经此役以后，可以说，慈禧太后已经使朝廷成为洋务派的朝廷。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这两个官僚集团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了。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又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危机。辛丑条约的订立虽然使她逃避了从外国来的危机，但是国内的危机却显然是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级、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商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地增长了。为了使这些阶级、阶层感到这个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弹起三年前光绪皇帝弹过的调子。(www.xing528.com)

慈禧太后的朝廷在回到北京后最初三年间所实行的“新政”，比较突出的有三件事：

第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朝廷成立了商部，由前一年曾被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和日本考察的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这个部管理（三年后这个部改称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就着手制定商律，并提出了“奖励公司章程”。章程中说：“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讲求，庶可广开风气。”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原是维新派的主张。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朝一直实行的是把新式工业紧紧地控制在官方手里的政策。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工矿各部门，官方已经无力控制时，清朝才来鼓励私人资本，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显然已为时太晚。而且它的奖励办法不过是对于投资设公司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实际上保护私人资本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

第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又一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了学生章程。这时，已经实行了对各级学堂毕业的人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衔的办法，而且规定按照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会试的人还必须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三十一年（1905年）根据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形势所迫，封建统治者终于不得不给予资产阶级的西学以合法的地位，如同给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合法地位一样。

第三是改革军制，这就是逐渐裁撤旧式的绿营、防勇，组成新式的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就在这时开始形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成立练兵处，主管官员名义上是光绪皇帝的叔父奕劻，实际上是袁世凯。在袁世凯统率下的北洋六镇是最先成立的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官兵，清廷令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且从三十年（1904年）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这些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了新的气象。如果说光绪皇帝依靠康有为一派人造成的维新运动的声势而弹出的调子在社会上层各阶级、阶层中曾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到了这时候，以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为背景，这些调子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作用了。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一切照旧。为了年年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全国各省，原有的赋税加码征收，新创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各省长官除贪污中饱外，又以筹款办理新政的名义自行增加捐税。光绪三十年（1904年）官方文书中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拨弄，皆在所难免。”这样的事实，当然不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新政”所能掩盖得了的。

清朝统治者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甘心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这更是掩盖不了的事实。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陈天华在1903年这样说：清朝政府“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居然同意一些官员的建议而考虑立宪问题，并在第二年宣布预备立宪。这看起来，好像比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还走得远一些。所谓预备立宪的真相如何，将在下文去讲，这里要说的是，清朝的朝廷，在度过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难关之后，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它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这时，不但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且统治者和剥削者也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慈禧太后从表示决心变法到开始预备立宪，既是为了向帝国主义讨好，又是统治者已经感到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形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