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华客家：千里涉水跋山之上川之路

2018年3月21日，这日刚好春分，龙潭寺桂林社区热闹非凡。客家人钟洪强正忙着用记号笔在提前印制好的手提袋上写名字，他说今日春分，是客家开始祭祖的日子，大家第一次过鸟米粿（即艾蒿馍馍或棵）节，情绪高涨。等节目仪式结束，就将今日集体制作的艾蒿馍馍发给每户人家。

如今，钟氏家族在龙潭寺有好几个分支。其十七世祖琼玉公作为入川始祖，于康熙末年（约康熙四十二年，即1703年）由广东长乐（今五华县）铁路坝李大塘入蜀，在金堂县（今青白江区祥福镇东方村）立业，后其子孙分布在龙潭寺及周边地区。十八世祖兴公作为入川二世祖，共生五子，分别居于金堂县、青白江、简阳、龙泉、龙潭寺等地。这些故事都在其家谱上有所记载。

钟数湘在家里排行老大，今年已经七十多岁，说起自家的迁徙故事，总觉有些惊心动魄。当年隆兴场（今龙潭寺一带）的袍哥讲求“仁”字，整个场镇的治安还算安稳，深受各界人士捧场，百姓在此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而东山地区东北部的龙王庙一带，却是土匪纵横，鸡犬不宁。白天，棒老二们在茶铺子里面装好人坤大爷，晚上就出来当土匪，绑票抢“肥猪”。那时候这支钟氏家族在龙王庙还算有点家业，可不知为何就得罪了当地土匪，收到小道消息说要被绑票，于是管事之人就赶紧安排人手疏通关系，连夜携家带口搬迁到了隆兴场的桂林村。之后再次落户创业，一直生活至今。

▲客家人钟数湘拿着族谱与客人分享上川始祖的迁徙故事　朱玉霞摄

▼钟氏族谱的手抄本（1988年版）　朱玉霞摄

据钟数湘回忆，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爷爷还曾告诉他，他们的上川始祖是走水路入川的，水路究竟如何艰险，其已忘记了具体描述。而上川时的具体线路，不只是钟氏一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很多姓氏的家谱里都无记录。后来，一些氏族从四川回原籍寻亲，在朝祖单上记载有费用开支、沿途地点等，才让后人对迁徙之路有了一些具体概念。

2017年底，我在青龙场、龙潭寺一带走访，问起当地客家人祖先的入川路线时，他们说先辈没有给他们讲述过，族谱中也未曾留下任何有关入川路线的记载。而在《曾氏族谱》中，则记载了一条他们的上川始祖由广东起步的上川之路，其中行程5300里，沿途经过29个中转站。根据清朝的行政区划，这条路线可分为广东、福建、江西段，湖广段，川东段，迁徙之路漫长艰难，至少要花费四个月至半年，甚至更久。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已难复原，但我们不妨从这条路线入手去追寻他们的辛酸足迹，因为这不仅是曾氏家族的迁徙之路，也是千万成华客家人的上川之路。

综观“湖广填四川”中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程，从交通方式上划分，大约可分为水路与陆路两种。而上川之路方向众多，也有诸多路线，移民从不同省份进入四川，每一个移民走过的道路，都是一条上川之路。数百年前，阡陌纵横的上川之路，汇成了汹涌的移民浪潮，从此角度而言，上川之路或许是无法统计的，只要能到四川，便能称为上川之路。不过，同一省份的移民入川，通常会有一条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路，比如江西人入川，往往由江西入湖南沅陵，溯酉水河而上，到达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贵州人则大多由著名的立龙场、陆广、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威清、谷里九驿沿线官道走进四川；湖广人则途经歧亭、阳逻、黄陂、云梦、应城、钟祥、荆门、当阳、宜昌后，辗转入川。

早在唐代，李白就曾写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中的崇山峻岭、险滩急流、蛇行鸟道，不知曾令多少人望而生畏。然而，这一切皆挡不住明末清初移民入川的脚步，他们将自己的迁徙之路称为“上川之路”。四川位于长江上游，一个“上”字，用极富节奏感的表达方式将目标描述得一清二楚。上川之路有若干方向：陕西人、甘肃人、山东人、河南人自北向南进入四川；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浙江人自东向西入蜀；云南人、广西人、贵州人则由南而北入川。其中，闽粤赣一带的客家人是入川的生力军，其距蜀有数千里之遥，客家人的“上川之路”，最漫长，最坎坷，也最艰难。

除去路途中的距离、环境等因素，当年的移民之举也并非人们想象当中的简单。虽说政府大势鼓励移民进入四川垦荒，可所走程序都很正规。这一移民举措并非完美，也给移民原籍地造成了一些混乱与困扰。

想到四川，不是说走就走的，须到官府领取“路票”。明朝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1]这里的“文引”，便是类似“路票”的身份凭证。到了清朝，外省移民想要入川，须到官府请领“路票”，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年龄、田产等信息，由四川官府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一来一往，等到四川那边传回话来，移民早已望穿了秋水。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移民银宿山在当地官府申请路票，盼星星，盼月亮，三年之后，路票才发到手里。因此，为不误时辰，在四川无亲无故的移民往往不待到官府拿“路票”，就径自上路了。鉴于此，清朝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清代广东出现了一些“包揽棍徒”，专以游说客家人入川为职业，凭着“如簧之舌”，鼓吹“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有时为了捞取包银，甚至不惜散布蛊惑性信息，引诱煽动。“包揽棍徒”的职业游说以及其无孔不入的宣传，使得四川诱人的环境及政策因素传遍了每个角落。当地官府对这些“包揽棍徒”深恶痛绝，屡屡张贴文书，缉拿追捕，并向百姓解释：四川物价低廉，在于地广人稀，你们去了，物价自然上涨。可是，老百姓是不爱听这些大道理的，他们算的是另一本账：四川米价每石三钱，较之惠州（今广东惠州）的“三钱一斗”，差了百倍；较之长乐的每石八百余钱，差了将近三百倍。^[2]“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还有哪个家族不想迁入四川呢？

清代的长乐县，是众多客家人迁徙的起点，其在嘉应州以西150里。嘉应州靠近江西赣州，移民本可直接取道江西，不过，历史上的嘉应州以北关隘林立，明末以来多为绑匪、强盗占据，移民为安全计，不得不绕道至平远县，沿石窟溪北上，进入福建筠门岭。由平远县至福建筠门岭，沿途需经过一个叫火星岽的山岭才能进入江西。火星岽海拔近千米，属于武夷山脉，山势险峻，绵延百里，山中多奇禽猛兽，沿途连樵夫、猎人都很少遇到，移民登高涉险，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

过了火星岽，便到了江西境内。在江西，移民要经过四个水站与三个陆站，水站为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共计690里；陆站为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里程大约510里。在会昌县码头，贡江之上停泊着众多客船，贡江发源于武夷山，沿途接纳了湘水、梅江，至赣州与章江汇合，是江西省第一大河，移民顺流而下，大约航行四天，便能到赣州码头，从赣州到吉安，沿途也是顺水行舟。在吉安，移民弃船登岸，穿过赣江支流卢水与袁水间的浅丘地带，步行180里即可到分宜。湘东与赣西之间，中间隔着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等诸多山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连绵的高山令移民的迁徙变得倍加艰辛。

此时的移民不仅要跋山涉水，沿途还得应付官府的层层盘查。雍正十一年（1733），广东龙川县几十个客家人结伴赴川，沿途遭到官府阻挠，耽搁数日，迫于无奈，他们写了一份《赴川民人告帖》进行抗争：“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我等生路，不许前去……”做好了离家的打算，却因为官府阻挠难以成行，这样的苦楚，实在比路途的艰辛更令人苦闷。同样在雍正年间，长乐县有三百人结伙入川，官府也加以阻拦，这些人马上“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俱不可回”，不过，仍然有十一人被软硬兼施地劝回了长乐。(www.xing528.com)

移民由武功山而下，由江西萍乡乘舟，经渌水，过醴陵，进入湘江。湘江是湖南第一大河，由南向北，汇入洞庭湖，洞庭湖纳九江之水，号称“九江”。移民在洞庭湖上，远远便能望见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笔下“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胜景或许会给单调的旅途增添一丝色彩。

从洞庭湖上岸，通往四川的路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一，由山路行至沅陵，经湖南吉首、花垣，便可进入重庆酉阳，酉阳名胜大酉洞、二酉洞被酉城河一分为二，相传远古时期从这里走出的廪君曾率领巴人征服其他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青铜王国。其二，经湖南常德北上，过慈利、湖北恩施入川。大部分移民则继续西进，经湖北来凤，沿黑峒河进入四川黔江，黑峒河流入四川黔江后，也称黔水。由洞庭湖至慈利，沿途须穿过万子湖、东南湖、大连湖等湖泊，但自洞庭湖登岸后，移民却不愿再乘船，宁愿从山路绕道。另外，从湖北三峡逆流而上，经奉节、云阳，也能到重庆，不过水路对移民而言，与鬼门关无异。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广东长乐县黄浦村的张衍祯夫妇，和三个儿子一道，与同乡结伴入川，行至湖广地区，妻子魏氏因旅途劳累染病，奄奄一息，同伴见其病危，安慰了一番，便各自赶路。魏氏病情稍有好转，即继续赶路，一心想追上同伴，谁知同伴已改由水路入川了，张衍祯一家盘缠无多，只得继续步行。一天，张衍祯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乡，打听同伴下落，老乡说，同伴在三峡险滩翻船，生还者百无二三，夫妇俩一时唏嘘不已。由水路入川，开销大不说，稍有不慎，便会葬身鱼腹，举家皆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一次由宜昌乘船回乡，曾在《南旋记》中写道：“连打‘两张’（船工术语，意为舟行上水），缆又断，舟约覆者数矣，以上天之福，得免于难，幸哉！幸哉！”刘光第乘的是官船，尚如此惊险，移民走水道入川，其命运如何，可想而知。

移民携带干粮上路，饿了啃干粮、吃盐巴，所谓“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便是这种景况的生动写照。清代有个叫严如熤的湖南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深山老林踏访，这些经历后来被他写成《三省边访备览》。严如煜说，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由湖北来凤行三百六十里到四川黔江，此后，过玉山、彭水、羊角嘴、涪州、长寿、重庆、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州便可到成都。望穿秋水的四川虽就在脚下，但若想到成都，却仍有一千三百余里的路程要走。而到了四川境内，移民反而更加困窘了。

清雍正四年（1726），广东兴宁县人廖奕珍一家变卖田业家产，凑得二百余两银子，踏上了赴川之路，上路前尚有八十余两银子没有收齐，廖奕珍将银子委托给族人彭某，指望他收齐银子后尽快来四川。行至荣昌县西街，二百两银子已经用完，没想到彭某却独吞了尚未收齐的八十两银子，“不敢来矣”，一家人在荣昌举目无亲，借贷无门，举步维艰，唯有强忍饥饿、疲劳，继续赶路。

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的移民为谋生计，有时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以换取盘缠。清雍正四年（1726），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已是“行囊告罄”。无奈的余汝彰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才与剩下的两个弟弟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当时，盘缠又花光，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在家乡，听得“包揽棍徒”吹嘘四川的种种好处，而当自己踏上这片热土时，却因为没有盘缠，要将幼子、胞弟卖与陌生人家，这种辛酸，比起五千里的跋涉，或许更令人揪心。

在现实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清代四川的会馆，在上川之路沿途往往分布的比较集中，比如，单是隆昌县就有广东会馆五所、福建会馆一所，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缘于移民的对上川之路的感情。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清代客家人入川的数目，当在100万上下，其高峰期是在清雍正、乾隆年间，雍正、乾隆共在位73年，也就是说，这期间，每天都有将近40个移民经由“上川之路”来到四川，而来自陕西、湖广的移民实际上已无法统计确切数目。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仅有人口9万，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川已有人口948.9万，强烈的对比背后，是一个个踏上上川之路的移民故事。^[3]对于饱受战争荼毒的四川而言，外地移民上川之路的意义与成效是显而易见的，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身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到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同样造就了新四川人，没有“上川之路”，清代四川的历史或许将被彻底改写。

【注释】

[1]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

[2]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3]萧易：《上川之路——五千里移民之路》，《成都日报》200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