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仿佛是重建的一个开始。
清政府平定四川后，开始派遣官员前来管理。一名叫张德地的官员被派遣到四川做巡抚，可他在接到这一任务时，心情是极为沉重的，因为早已听说过许多关于四川的不堪状况，深知任重而道远。可真正巡视各地后，他才知道四川真实的情况甚至远远超出其最早的预想。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初至保宁，见民人凋耗，城郭倾颓，早不胜鳃鳃忧悸。迨泛舟遍历，日歉一日。惟重属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此外州县，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遗，俨同空谷。而乡镇市集，昔之棋布星罗者，今为鹿豕之场……经过圮城败堞，咸封茂草，一二残黎，瘑衣百节。……诚有川之名，无川之实。[1]
而在成都府，真实情况比保宁府更为糟糕。康熙年间《四川成都府志》曾描述说：
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之中……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邻枯木茂草，唯看白骨崇山。[2]
萧条败落的四川，无一处幸免。所以，当张德地到四川上任以后，就紧急呼吁、召集流离在外的四川人回乡，并鼓励移民入川，只有这样，才能使遭受重创的四川渐渐得以恢复。
而在此时，忧心忡忡的不止张德地一位，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广总督蔡毓荣也提议说，四川有很多可以耕种的田地，但是已经没有可以耕地的人民，所以招民到四川开垦，实属当务之急。可见，当时四川的整个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移民进入四川，有助于将四川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能够更好地治理和恢复社会经济秩序，清初的四川也因为地广人稀而裁并掉一些州县，成都平原尤为明显。据《四川通志》记载，成都府在清康熙初年，共有四个县被裁并，其中双流县于康熙元年（1662）并入新津，彭县于康熙七年（1668）并入新繁，华阳县于康熙九年（1670）并入成都县，这些被并的县，直到雍正五年（1727）后才得以陆续复置。并县这一举措，虽然能够暂时缓解四川当时的状况，但始终解决不了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增加人口，这是重建四川的基本要素。
康熙六年（1667），湖广道御史萧震向清政府请求以驻兵开垦荒地，说四川地多人少，可以实行屯田制度，士兵驻扎在哪个郡，就耕种哪个郡的土地，县如此，乡亦如此，这样可以增加开垦土地的面积与进度。同时，清政府还发出官方邀请，大力招抚战争期间流离在外的四川人民。这两项举措，足以证明当时各个部门对四川的关心以及做出的最大努力。
也就在此时，四川巡抚张德地和湖广总督蔡毓荣向清政府提出以劝垦作为考核标准，鼓励各省的官员招民入川进行垦荒。这一奏请得到皇帝的批准，并很快在四川各地宣传推广，搞得家喻户晓，众人皆知。
而应和这一事件最为积极的，则要数湖广人和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客家人。湖广，早在元末明初时，就曾有过“洪武大移民”垦荒历史，明末清初的这次移民，除清政府政策性的要求促使他们被迫移民外，距离和经验也成为他们的优势。而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客家人，也因为其他种种因素开始蠢蠢欲动。
闽粤赣交界地区，位于中国东南部的丘陵山区地带，这一带山岭众多，土地贫瘠，耕地较少，农作物产量较低。土地较为肥沃的区域，大多被当地土著人占用。南宋时期，从北方迁徙过来的移民，大都在土地贫瘠的山区开垦。刚开始时，因客家人的勤劳与持之以恒，丘陵地区的荒地逐渐被开垦出来，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这片区域原本就山多土少、土多田少，粮食产量较低，综合原因导致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成为清朝缺粮最严重的地方。
清初，广东客家地区所产谷物很少，大部分粮食需从粤西购进，即便是丰收之年，都只能满足半年的食用。足见当时这一地区已经处于严重缺粮的地步。而福建地区的客家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食用的粮食大多需要从台湾或者广东进行购买。每到粮食购买季节，粮市都热闹非凡，舟船络绎不绝。江西某些地方因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也成为福建地区客家人的米粮供应区。粮食的缺少、耕地的不足，是导致客家人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闽粤沿海地区政策性的迁海、禁海行为，也成为客家人最终迁徙四川的一大原因。在清朝两广总督马尔泰的《敬陈粤民入川缘由》中曾经描述道：
广东惠嘉二府一州所属龙川、和平、揭阳、大埔、长乐、兴宁等县，依山滨海，地少民稠……其地所产不足以敷民食，想来出外营生，仍渡台开垦，则入川佣耕……而渡台又经禁止，一时无业贫民谋生乏计，止有入川一路。盖以川省地方有余，易资播种。
清政府为对郑成功的抗清据点实行经济封锁，切断郑氏集团与内地人民的联系，对沿海地区实行迁海、禁海政策，要求民众往内地迁徙。强制迁徙的手段极为残忍，要求当地民众拖家带口、放火烧房往内地迁徙，如十日之内不迁走，官兵就进行剿荡。这一举措进一步加重了客家人的哀怨，使民不聊生。而靠海的居民，则被禁止下海，导致社会动乱不堪，严重扰乱当地人民的居住与社会稳定。原本当地人是可以渡台开垦的，但在政策上又被禁止，周边地区找不到政策合适的地方可以开垦，地广肥沃的四川，就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迁徙首选。(www.xing528.com)
此时的闽粤赣三地，其实也并非都是山多地贫的地区，其中也有很多没有开垦的闲置土地。由于两地政策没有像云贵川的土地政策那样优厚，相比之下，人们更愿意迁往更遥远的四川进行开垦、定居。
早期入川的人民，政府给予的鼓励政策十分有利，完全可以实现“插土为业”[3]。在成都平原新繁县，各省移民从到来之日起，只要田业没有主人，都可以自主占地垦荒，有些人以一个家族为村，有些家族占地多者可以达到上千亩。而为了保证移民所开垦的土地不受到他人的侵犯，清朝政府还颁发特例：凡是插上了标志的，都是开垦者的家业，后面来的人不可以争论或者抢占。如此自由地开垦土地，并归属于开垦者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移民对土地的强烈需求。据《华阳县志》记载：
惟力是视，俱伐树白之以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先施棚帐于髑髅瓦砾间，然后因树为柱，诛茅覆之，远近趋利者日辐辏。然故民则千百中不能一二也……
在某些荒山地区，人们用手指指到的地方，都可以自己进行种植。这些被移民们所开垦的土地，不管是插占还是插业，清政府除了鼓励外，官府也会进行报备，让移民领取“印券”等凭证。为鼓励移民对土地进行开垦，官府只对他们的土地进行登记，而不对他们开垦土地的份额进行过多干涉。《云阳涂氏族谱》中就曾经描绘道：
占垦者至，则各就所欲地，结其草之口，广袤一周为此疆彼界之划。占已，牒于官。官不问其地方数十里、百里，署券而已。后至者就前者贸焉，官则视值多寡以为差，就其契税之。
哪怕是后来移民到四川的人，从先开垦土地者的手中购买土地，其价格也十分便宜。《清圣祖实录》中曾记载：一亩田地，价值不过数钱；或者银子一两，就可以买十亩地；有的用一只鸡和一匹布，也可以换到数十亩田；有些田开垦之后没有人种，则可以赠送给后来的移民。可见当时四川土地的供过于求，这也反映出清政府为恢复四川经济与秩序所做出的努力。
为鼓励更多移民入川，四川官员在经济上为困难的移民“措处盘费”，接待各省移民，为移民入川提供了很大方便。清政府为巩固移民决心，在核查本地无主人耕种的荒地后，各个州、县官给移民以印信执照进行开垦，并给予永久性的使用政策。入川人民也准许入籍四川，统一实行保甲制度，使他们享受和履行与土著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赋税上，四川因为情况特殊，清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开垦出来的土地五年起科，起科的田地亩数由百姓自由报粮，这样一来，移民们就更是不亦乐乎了。而迁徙而来的穷人，清政府则给予提供牛种、口粮等经济上的帮助，就算是在垦荒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四川依然在采取这种措施，不断吸引大批外省移民入川。很多移民以很便宜的价格或者较少的努力，就能得到一块肥沃广袤的土地，再加上清政府的各种鼓励政策，这样现状的诱惑，足以让四川与闽粤赣地区如正负两极的磁场，相互牵扯与吸引，最终促成“湖广填四川”这一规模极大的移民浪潮。
而闽粤赣地区客家人这种跨省的长途迁徙，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到明末清初的大移民，历经几千年后，构成了他们不畏艰难、善于迁徙的骨性。这次迁徙，无论是为生计，还是为牟利，都体现出了客家人持续追寻美好、安定生活的愿景与付出的努力。
摊开现今成华区的地图，龙潭、保和、青龙、圣灯等街道，均属于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明末清初时，这些地方在客家人的勤劳开垦下，从破败的荒山野岭逐渐变为良田万顷，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当年他们上川始祖的迁徙之路，也大多被写进各姓氏的族谱，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讲述着这段“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故事。
【注释】
[1]（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2]《四川成都府志》卷三十五。
[3]《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四；刘正刚：《闽粤赣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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