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桃坊
成都市成华区辖区境内的原圣灯、青龙、保和、龙潭四乡位于成都市区的东北郊,其中的圣灯、青龙与保和三乡的大部分土地为古成都附郭沙河的平坝,它的一部分与龙潭则属于成都东山的浅丘陵区。这个地域里沙河一带的居民为湖广人与客家人杂居处,东山一带的居民则绝大多数是客家人,这里是客家文化较为典型的区域。自宋代以来,成都府属下分置成都县和华阳县,华阳县所辖之成都东北郊的东山区比现在的成华区的范围要大得多。原成华区之四乡即原属华阳东山区。此地的客家方言及客家文化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客家学者钟禄元是成华区圣灯乡的客家人,他于1943年在《风土什志》创刊号发表了《东山客族风俗一瞥》,继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董同龢于1947年完成了《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乃是方言学的经典著作。华阳凉水井即属保和乡,是为典型的客家方言区。由于此著的影响,方言学家黄雪贞考察龙潭寺的客家方言,所作的《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发表于《方言》杂志1986年第二期。1999年四川省客家研究中心成立,推动了四川客家文化的研究,曾以成都东山客家和沙河客家作为重点的考察与研究对象,连续出版了多种著述,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在客家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笔者参加了客家研究中心对东山和沙河客家的田野考察工作。成都近郊的客家因其连接大都市而甚为奇特,因其为移民文化并保存有丰富的客家文化而甚为典型,所以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中心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仍然有必要继续考察、研究,以使此种文化得以保存。
朱玉霞女士新著《成华客家》应是笔者近年所见的四川客家文化著述中较好的一部通俗的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述。著者并非客家人,但曾经感受过客家文化,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从异文化的视角颇为敏感地发现客家文化最为独特之处,其关注点与一般学者和客家学者是有所不同的。此著的可贵之处是著者从事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为四川客家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它虽然仅是对成华区客家文化的论述,但可补关于成都东山与沙河客家研究的某些缺失。此著以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甚有系统,突出个案,对所涉及的相关文化问题均做了历史的文化溯源,而且文笔流畅,可读性较强。笔者作为客家学者,应该感谢她对客家文化的关注和辛勤的努力。
关于此著中涉及的较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即客家的形成和成都客家话的方言性质,笔者谨于此简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近世学术界在探讨客家的历史渊源时,有认为源于东晋灭亡后的中原衣冠士族的南渡,亦有认为源于唐末中原士族的南迁。这两种情况实与客家的形成无关。客家的历史是不会很久远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客家是指操客家方言的人,它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保存了汉民族较古的语言和文化,因而又异于一般的汉民族。从其保存很好的语音特点来看,它平声分阴阳,而又存在入声,因而是属于从中古音到近代音转变的过渡形态,这只能发生在南宋后期。南宋灭亡后,部分汉族人避难于粤东北山区,耕读传家。这少数汉族人处于封闭状况历经大约四百年之后,在清代渐渐发展起来而向西南部扩张,并因争取自然资源而与本地居民械斗。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时发现了与操粤语相异的客家人。
笔者今年在读容闳(1828—1912)于1909年在美国完成的《西学东渐记》,其中记述了1860年他在太平军中的经历。他说:“洪秀全为耶稣教徒时,尚醉心科举之虚荣,曾应小试,不幸铩羽。乃专心传道,往来两粤,宣传福音于客家族中,所谓‘客家’者,两广间一种客民,迁徙无常,故俗称为客家云。”四川的客家人主要是从粤东北迁徙来的。成都沙河及东山龙潭寺一带客家人大都是从粤东北的五华、兴宁、河源以及惠州、连平于清初移民时入川的。他们的语言与梅县略异,亦与东山的西河、洛带、石板滩略异,其入声与卷舌音俱保存得很好。笔者在东山及沙河考察时,若采访客家老人,特别是不会说四川话的“死广东”,他们方言的语音古词汇同粤东北的五华、河源、兴宁及惠州、连平是完全相同的。西南交通大学的方言学专家宋明丽教授曾致力于凉水井一带的客家话考察,其学子是赣州客家人,曾发现赣州存在一种古老的客家语言,它颇异于梅县客家话,却与五华系的凉水井一带的客家话相似。因此沙河、凉水井及龙潭的客家话应属五华系的正宗。1949年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农村逐渐向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年轻一代的客家人受到四川话和普通话的影响,他们的语音与词汇略有微小变化,这是必然的。然而却不能得出成都东山及沙河的客家是受四川话或两广客家语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成都的客家话的传论。(www.xing528.com)
成华地区的客家话应该是典型的,也是标准的,所以引起不少方言学家的关注和学术兴趣。此地区原有的客家文化极为丰富,然而笔者在考察沙河与东山的客家文化的过程中,见到它正在急速消失。笔者曾经与成华区文化局的同志一道努力,希望龙潭、青龙、保和的古场镇得以保存,然而势不可能,为此留下深深的遗憾。客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客家方言为中国八大方言之一,均为国家保护的对象。成华区的客家文化应该获得保存与开发,这应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建设课题。
笔者的故家在成华区圣灯乡八里村,此地原名鲜家坝,民国时期属华阳县保和乡七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华阳县保和乡农协会七分会,1951年为成都市保和乡农协会七分会,后又为成都市龙潭区东城乡七分会,续又改为成都市金牛区圣灯乡踏水大队八小队,以后又改为圣灯乡八里八队。我的祖父和父辈出生在此地的谢氏璜公祠,我于1950年随全家迁回务农。从1950年至1987年,其间有四年在重庆读书,有两年在广汉中学,其余的三十二年均在故家——谢家祠度过。我离开故家又是三十二年了,然而经常在梦中寻找回家的路,却每次均迷茫难寻。谢家祠原是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于1998年城市化时拆除,现在遗址难寻,它永远存留于我的记忆中。
当我读到《成华客家》时,又似回到梦中的故家了。
(作者系著名客家文化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18年12月10日于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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