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与文化研究关键词

“作者之死”乃是法国当代文坛领袖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1968）中的宣言。这篇宣言诞生在巴特大战索邦大学皮沙尔（Raymond Picard）凯旋之际，诞生在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大背景之中，因此，它不仅带有巴黎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印记，也同样具有来自学潮背景的政治含义。结构主义虽然不上街游行，但是一样能掀起革命运动。这时的巴特既是一个符号学家，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既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思想革命家。

在《作者之死》一文的开头，巴特分析了一部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而这个分析的内容还会重现在他的从1968年的研讨班中诞生出来的《S/Z》中。就文本的渊源而言，巴特的《作者之死》应该被视为《S/Z》的一个导言来阅读；但就实质内容而言，“作者之死”带来的是《文本的愉悦》。这是“作者之死”的一个效果。另一个效果就是《作者之死》的结尾所说：“读者的诞生的代价就是作者之死。”从传统的“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来看，巴特竭力解构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作者”的概念，而试图为“文本”与“读者”、“写作”与“批评”以及“身体”与“欲望”带来新一轮的解放。

当然，巴特对作者的批判不同于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对于解释作品诉诸作者的“意图谬误”的批判。虽然巴特也认为，写作就是作者的意图不断消失的过程，但是，巴特的批判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他的宣言带有深刻的结构主义思潮的背景，这是一种批判神学、神话学、人道主义、现代性和主体中心哲学的思想运动。在结构主义运动看来，“作者”的概念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对个体和人性的发现的结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实证主义发展出来的典型的现代神话。人们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文学意象，都集中在作者方面，集中在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爱好和他的激情方面，比如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波德莱尔这个人生活失败的记录，梵高的作品是他的疯狂的写照等，作品的意义和解释总是从生产作品的作者及其意图那里去寻找起源和本质。显然，这一“作者”的概念与上帝、创造者、人性、自我、意识、认同、意义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作者之死”与“上帝之死”、“人之死”、“反人道主义”、“主体性的终结”、“反人类中心论”等也是紧密相关的。巴特对“作者”概念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整个“作者”观念背后的形而上学和时代精神的批判。在德里达解构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之时，巴特在解构西方的文学传统。

当然，巴特并不是第一个给出这一新的写作理念的人，在巴特之前也有很多人开辟了这条道路，马拉美可以说是第一个在诗歌中明确“作者之死”的理论含义的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雷里的整个诗学核心就在于以写作取代作者，以语言取代语言的主人，以词语取代思想。他们的诗歌实践诉诸语言的本性，有一种近乎对语言的崇拜，因而拒斥任何求助作者内在性的可能。普鲁斯特的小说虽然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琐碎的分析，但是，他从来不让叙述者混同为作者，从来没有将小说的人物混同为现实中的人物。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更是打破了传统的作者的形象，写作被认为是语言的事情，而不是作者的事情。在19、20世纪的文学实践、文学批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诸多现代派思想都坚持语言和作品相对于意图和意义的优先性，坚持写作行为相对于写作主体的优先性，坚持文本以及文本的阅读、享用和消费相对于创作和生产的优先性。

巴特认为，并不存在先于或超出于其写作和作品的某个潜在的作者，作者仅仅是其作品的主语，一个语法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并不是父与子的关系，因为，即使作者也不能创造写作作品的语言，更有可能的是，作者完全服从于作品的逻辑和语言本身的力量。作者与作品的父与子关系预设了作者是作品的法律，是作品的合法所有者，是作品的生命和意义的源泉，是创造作品生命的神圣的力量，有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一样。而这首先要预设作者像上帝创世一样“无中生有”，完全凭借一己的天才或生命的力量创造了作品，而且，语言对于作者来说就好像是透明的存在或者完全称手的工具一样。然而，一个文本并不是由单一意义的所指组成，而是由多义性的能指链构成的空间，是由各种文本互相交织成的织体。在文本的空间中没有充满激情、性格、情感、个性的作者，而只有永不停歇的词语的聚合、符号的编织、文本间的模仿和挪用以及不可破译的写作行为。文本的空间是一个零度空间，这里没有上帝及其替代物，没有科学的法则，也没有有个性的人。文本的空间是多种文化间的冲突、对话、模仿和汇聚。这里没有主体间性，只有文本间性。这里的主宰不是生平、心理、传记和主体，读者是这个开放的空间的新主人。“作者之死”让读者诞生，让读者能进入被作者所禁闭的文本空间。“作者之死”也让新型的写作方式和新型的文本诞生，这就是作为欲望的显现的快感的写作，以及可写但不可读的文本。巴特的“作者之死”提出了一种20世纪最为激进的写作概念和文本理论。

在巴特的宣言发表的同时，福柯以《什么是作者？》（1969）一文回应了巴特的“作者之死”的宣言，使得“作者之死”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思潮。福柯同样反对一个外在于并先于文本的作者观念，这是一个先验的神学的概念；他反对将作品视为作者生命的延续以克服死亡焦虑的准宗教观念。福柯也反对语言学上的专名的概念和指称的单义性，好像作者的名字担保了占有性的个人主义。(www.xing528.com)

从《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的思想出发，福柯将作者的名字视为一种分类功能和话语功能，“作者”担负着划分文本的类别、分离不同的文类、划定话语集合的功能。将一套话语和一系列文本归之于一个作者，将作者赋予一个神圣的地位，将作者视为作品的统一性和意义的起源和确定性，将作者视为一个深层自我，这些都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由话语实践与各种机构、制度、权力关系的非话语实践共同实现的“作者功能”。作者看起来是一个主体，实际上却是一系列话语实践的承载者和聚合器。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福柯指出作者只不过是“作者功能”而已，只不过是社会关系在话语实践中的一个效果。主体的创造性的概念应该被复杂多变的话语实践和作者功能的分析所取代。

福柯从话语优先于主体的视角出发，消解了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幻象。福柯坚信，在话语流通的地方，完全不需要作者；写作也不需要由作者的观念来担保，“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于是，福柯提出了一种新的写作伦理，写作不再为外在的意义而负责，写作更多地将被视为符号游戏、视为能指的游戏，被视为主体的消失。这意味着，写作将更多地关注文本本身的结构、游戏和界限，关注文本的缝隙、空白和缺席，而不是关注写作的那个人。福柯不是在重复“作者之死”、“上帝之死”和“人之死”的口号，而是试图检视作者消失后所留下的空间，探求是否可能建立一种无需作者的新写作概念和新文化观念。“作者之死”并不意味着一无所有，相反，意味着新的可能性：“作者之死”留下的空间将敞开一种新型的语言与自我关系。

由于巴特和福柯的批判，“作者之死”的观念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