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乔治·卢卡奇用来总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概念。他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76页）。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时，以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片面的方法来确定其本质。这原本是黑格尔的哲学概念，但在黑格尔那里，它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对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所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辩证总体的联系跨纵横两个向度，纵向包括历史变迁的整个过程，横向则包括这个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同上，56页）。
卢卡奇称这种方法是具体的方法，或能够再现现实的方法。在他的总体论中，现实与事实不可混淆，所谓现实指的是历史或社会的现实性，即一个事件在各种联系中的定位，它是事件的必然倾向或趋势，因此也是事件的内在本质。只有不被表象所蒙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才能抵达现实本身。而事实则是直观的存在本身、既定性或直接性，是人对事物的镜像反映、感性认识，它不能说明事物的真正本质，正如卢卡奇所说：“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同上，61页）。
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往往把直接截取、并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的事实本身奉为现实，而斥责总体的方法是不尊重事实的空想。对此，卢卡奇认为，这是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一方面这些人没有认识到事件的真义来自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用来做证明的所谓客观数据、既定事实等，不管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即使丝毫不加说明，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解释”了。因为事实已经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了一种范式中，被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由此，“纯”事实实际上已经是被主体占有的、对象化的形式，它已经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他所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造就的一种认知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使他无法超然度外来反思这种方法。
上述观念是与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密切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商品的本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越来越被掩盖，商品这个人造的对象表现为一种自律的东西，其规律不受人的意识所把控，使得人只有对其进行机械反映的本分，而没有驾驭的可能，它变成了一个第二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如此异化，人本身也受到商品关系“幽灵般的对象性”的侵害，人与自己的能力也相互分离，因为劳动者必须把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出售，于是“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他有机统一，而是表现为他所占有和出售的一些物”（同上，164页）。在越来越严密的劳动分工中，他的某种能力成了某一部分劳动的自动工具，原本属于他主体性的东西，如今被变成了一部大机器上的配件，与他作为“所有者”的人格相分离。
由于这种分离，对所有这些被对象化的东西，无论其存在形式是物质产品，还是人的某种技能，最合适的研究、最公正的评价就是量化计算了。当它们在这种计算中显现出各种规律和合理性、并从而自成体系时，物化程度达到了极限。于是，“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法律等），它们的出现本身看来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规律，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同上，54页）。但是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原因就在于总体景观丧失，本原丧失，它既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社会历史性质，即事物在普遍联系和历史总体发展中的地位，又忽略了事件的物质基础，结果就把现象和本质相混淆，就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使其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永恒范畴的假象，使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无法被超越的社会状态。
资产阶级之所以坚持这样的模式，是由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按永远有效的范畴来理解它自己的生产制度是生死存亡问题：它必须一方面把资产阶级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注定永远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把无法忽视的矛盾看作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无关而只是纯粹表面的现象”（同上，59页）。所以这种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www.xing528.com)
与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正相反，辩证总体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社会既定事实的直接表现形式和总体性既区别又联系，既承认它直接表现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又把它作为历史总体发展的环节、过程，同时将它与作为它本源的社会物质基础相关联，达到对其辩证、深入、具体的认识，看到其流变的历史，最终看到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倾向性。因此这种认识不是再现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而是从直接、简单的规定出发，“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同上，56页）。
这点可以用马克思的经典例证来说明，如对于黑人成为奴隶，纺纱机成为资本，黄金成为货币，砂糖成为砂糖的价格这类现象，如果仅仅以“精确”再现“事实”的方法来把握，就会把这种表象看成是它们的本质、命运、第二自然，而只有用总体的方法才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看穿它们身上的“既定性”不过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或特征，并且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扬弃。所以这种揭去面纱，露出历史发展的真正趋势的方法是真正认识客体的途径，而“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因为只有这种总体观能够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同上，62页）。
由此可见，总体的方法能够在认识上打破物化意识，看到事物变化的过程，但这远远不是总体观的最终目的或结果，它的最终目的或结果必将是革命、实践、改变现实。这就涉及历史的主体问题，当一个历史的主体一旦能够通观总体，这必将意味着他世界观的改变并指导他的行为。那么，这个主体不可能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任何伦理个体，而只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越来越清楚地自我显现，无产阶级在历史的舞台上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一旦如此，它必然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这是由它所生活的社会本质以及它在这个社会中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出现在一个“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中，即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社会中，在这个世界里，表面上人人平等，直接决定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封建经济关系日益消失，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对人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现实，即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所连通，因而更有助于使人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生活的总体构架。此其一，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在这种社会现实中，无产阶级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所谓的人人平等对他来说只是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与交换的平等。所以他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即必须消灭他本身的生活条件。如果说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把资本主义的片面性现实看作是永恒的本质，这是关乎其生死存亡问题，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彻底认清社会的总体性以及自己在历史总体中的阶级地位，这同样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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