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踪迹”又可译为“痕迹”，“印迹”，“迹象”，本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常用语，但德里达赋予它解构的力量，在哲学上运用它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之中在场的绝对统治地位。按照德里达，“踪迹”就是一切符号系统之中不可还原的差异，差异的游戏以及由它们所引爆的裂变运动。对符号体系之本源和本质的一切追寻，其结果都必然会遭遇到“踪迹”，它就是在本源之处对本源的分裂，在本质之内对本质的摧毁。如果要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把握“踪迹”，则一定会陷入“踪迹”的自相矛盾，或者说陷入绝境：“踪迹”是虚无，又是大全；“踪迹”是“没有本源的本源”以及“没有本质的本质”;“踪迹”当下存在（在场）又隐蔽无形（缺席）。“踪迹是无，它不是存在者，超越了‘什么是？’这个问题，但它常常已经使‘什么是？’这个问题成为可能。”（Of Grammatology）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自落陷阱、自遭绝境的术语表示着形而上学传统的自助与自残，以及一切符号系统的建构和解构。
德里达尝试建构一种作为肯定科学的“文字学”。但这一在他看来尚未真正问世的学问之关键不在于“学”，而在于“问”。他追问，在言语和文字之间何者优先？文字“源”于何处？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之中，“一念”统治了三千年。这“一念”就是言语高于文字，因为言语是活的说话者和活的倾听者之直接在场，一个充分言说，一个充分理解，因此交流畅通无障碍。这就是说，“言语”等于“在场”，“在场”等于意义和价值的充分实现。而文字则等于“缺席”，“缺席”导致意义和价值的错位和误解。“文字”在外，“言语”居中，而“心灵”在内。文字摹仿言语，言语源自心灵。文字与心灵隔着两层，因此是十足的幻影，幻影之幻影。那么，在心灵深处诞生的思想、情感、真理和价值等等，又是什么呢？追至如此幽深的穷尽处，人们却只得无奈地说，有一只看不见的神圣之手，把真理以及对真理的爱恋铭刻于我心。“心本无物”，一切只是被铭刻的踪迹而已！这样上达神圣、下至心源的追问，实在逼迫人们承认，心灵是“踪迹”，言语是“踪迹”，文字是“踪迹”。“踪迹”就是“文字”，“源始的踪迹”就是“源始的文字”（arche-writing）。这种源始的文字不仅先于言语而存在，而且在本源处包容了言语。文字即一切符号系统的源头活水，它使一缕踪迹过渡到缕缕踪迹，使缕缕踪迹过渡到文字符号，从广义的文字符号过渡到狭义的文字符号，从一种文字符号过渡到另一种文字符号……文化流转不息，而生命不绝于缕。
“踪迹”，本来就是本源之处“筚路蓝缕”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的绝对明证就是造就不可还原的差异。但是，在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之中，这一本源的不可还原的差异却被压抑了。本源被遮蔽，就有了存在意义之遗忘。形而上学赋予“在场”以高于“缺席”的优先地位，这就使本来为言语之本源且包容着言语的源始文字，反过来被言语窒息或者放逐了。“踪迹”被囚禁在“逻各斯（话语）”的牢狱之中。“逻各斯”时代是崇尚言语蔑视“文字（踪迹）”的时代。要想解构“在场”的统治，要扫荡“逻各斯”时代的恐怖阴影，就必须利用不可还原的踪迹概念，来把握文字符号，从而确保神圣力量在踪迹之中发挥作用，以及了解宇宙的一般结构。
将“踪迹”作为一个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概念线索，这是德里达的独创。但对“踪迹”展开哲学思考，在西方哲学历史上却源远流长。背靠光亮的“洞穴人”投射在墙面上的模糊身影，这是柏拉图对“踪迹”的描述；普洛提诺说“踪迹就是某种无形式东西”，每一个哲学家都十分渴望却不能拥有；笛卡尔将心灵比拟为自然蜡块，铭刻在蜡块上的印迹显然就是主体意识的隐喻。
“踪迹”哲学的直接先驱是尼采、弗洛伊德和列维纳斯。尼采的中心概念“权力意志”之核心，归宗于一个“力”字。这个“力”就是产生不可还原的差异的“力”，爆破同一性体系及其永恒真理的“力”，总之是穿越一切合理的秩序而留下混乱踪迹的“力”。踪迹与踪迹的互相交错，差异在踪迹之中不息地生成而又普遍散播，一切真理都被化为幻影，一切价值都被看作恶意的欺骗。尼采就是这样建构出自己的哲学，来对抗传统形而上学的语法体系。他的哲学活在“踪迹”之中，又将“踪迹”延续下去，漫衍开来。
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纲领》将无意识心理活动与一种叫作“书写魔板”（Wunderblock）的神秘打印装置进行了一种类比：在一张覆盖在有色蜡块之上的半透明纸上刻画出痕迹，然后掀起纸张，再覆盖上去，再在上面刻画痕迹，如此反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心灵活动的隐喻。而只要我们想描述心灵、意识、主体、记忆以及精神，就首先必须考虑到这种“踪迹”。踪迹的产生导致同一体的破裂，踪迹涂抹导致主体性的隐逝，踪迹的散播引起符号体系的裂变。“没有踪迹就没有破裂，没有踪迹就没有差异”，弗洛伊德就这样展开了不可还原的源始差异，从而上演了那场古老的“文字戏剧”——“踪迹”，或者“源始的文字”，就是历史的舞台与世界的游戏（《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见《书写与差异》）。(www.xing528.com)
列维纳斯通过解放“绝对差异”而策划了一场走出希腊存在论的决裂。这个“绝对差异”最终决定了时间、历史、伦理、友爱以及正义。但“绝对差异”是他者——“一个完全异在的他者”，属于从来就没有“在场”过的过去。他者是一个不可呈现的谜团，是绝对可变的踪迹。
“踪迹”即“力”，即“源始的文字”，即“绝对差异”……在这里我们勉强地用“即”来取代“是”，因为“踪迹”在形而上学的语法体系之中是无法表达的，尤其反抗“是/不是”的二元逻辑。德里达将与“踪迹”有关的符号看作一些标志，它们沿着不同的踪迹、踪迹的差异、踪迹的游戏的复杂轨迹组织起一个无边的网络或者一个无底的棋盘。“踪迹”因此界定了形而上学，又破除了形而上学的界限。反过来说，“踪迹”作为本源而先于“逻各斯”，但被禁锢在“逻各斯”之中。这就是要利用源始的踪迹、不可还原的差异来发动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运动的理由。通过“踪迹”这个表示源始差异的符号，德里达解构了贯穿于西方哲学历史和符号理论之中的三个基本主题：第一，建立在口头言语优先性基础上的语言理论，它们无法理解文字的本质以及“书写的逻辑”；第二，以“在场”为中心的存在概念，它们以对“在场”的迷信和对“先验所指”的幻想而压抑了不可还原的差异；第三，建立在摹仿论根基上的“再现”概念，这种概念将符号作为纯粹的工具，沉迷于外在的客观的真实，而漠视了符号本身的生命力量。
“踪迹”既在场又不在场，因此“流动”、“变易”是它的特征。而且，在德里达的作品之中，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总是被其他的概念所置换、补充甚至颠覆。“灰烬”，德里达令人不解地表示，“更好地表示了我想用‘踪迹’这个名词所表达的意思”（《不存在一种自恋》，见《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而“灰烬”，恰如“踪迹”一样，它既不在场也不缺席，而且不留余迹地耗费它自身。不留余迹，好像证明了证人绝对地失踪，证据绝对地毁灭，记忆绝对地消逝，心上人一去不返地离去……而这就是档案学和考古学所必然遭遇的绝境。通过档案、遗迹、遗址、遗物、记忆等来追寻绝对的本源，就是一种对档案的狂热，而这份狂热一定会招致本源的痛苦（德里达的双关语“Archive Fever”，既是“对档案的狂热”，又是“本源的痛苦”）。本源的痛苦，在于追寻本源最终毁灭本源。人们希望穿越踪迹，踏着灰烬，去追寻过去的事件，去追寻本源，但这个正在被追寻的事件或本源已经被毁灭了。踪迹与灰烬，都有如幽灵，既没有形体又不会出场，而且在本源处就被分裂了。档案，即源始的踪迹，并没有记录一种可以返回源始经验的道路，道路被延宕在踪迹的交错之中。
在对抗和解构“元话语”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对“踪迹”的思考已经成为应付无意义感的“思想危机”和应付碎片化的生活的策略。“踪迹”是一种弱势思想的逻辑，这种逻辑体现在科学知识解体之后的语言游戏之中。利奥塔认为，“踪迹”即一种激进化的差异符号，它流通在先锋艺术、“不可再现的崇高”以及艺术博物馆谱系之中，代表着“某种死亡了的时间、某种停顿、某种写字本中的寂静”（见《非人》）。波德里亚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意识形态及其媒介呈现方式的思考，也贯穿着“踪迹”的逻辑。媒体建构的“虚拟世界”、“影像经济”、“超级真实”以及“赛博空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本源处摧毁了本源的“踪迹”，用波德里亚本人的话说，就是消灭了真实也消灭了符号的“幻象”。“幻象”是踪迹，踪迹的踪迹，踪迹的游戏。最后，德里达对“踪迹”的思考以及相关的“文字”概念，启发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现代性、身份以及时空定位的探索。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如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他们或者在欧洲文学叙事之中去探询帝国文化的暴力踪迹，或者在被殖民的文化之中去寻找身份认同和抵抗现代性的踪迹。无论如何，“踪迹”都是一种被书写在书写过程之中、既不在场又不缺席的“绝对差异情结”，而对它的解释也趋向于无穷。
（胡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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