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自我技术

自我技术是福柯晚期探讨古希腊、希腊化罗马及早期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福柯将自我技术定义为“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福柯重点探讨了古代人在性（sexu-ality）、关心自己（epimēleia heautou）和说真话（parrēsia）这三个实践领域的自我技术。

首先，在《性史》第二、三卷《快感的运用》和《自我的关注》中，福柯从性伦理的角度探讨古代自我技术的演变。古希腊人在性的领域表现为一种生活艺术，性并不受到外在禁令或道德的束缚和压制，而是出于一种自发的审美追求。希腊人并没有从欲望本质这一层面来理解“性”及其道德蕴含——亦即，并没有将主体或自我—实质作为自己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在希腊世界，性伦理是有关在自我关系中如何恰当使用快感的问题，是个人实行自我控制从而达至自由的一种劳作和修行。政治学、爱欲论、家政学、养生法都是自我修行或自我实践的具体领域：正是围绕着在这些领域中有可能获得的成功和出现的错误、它们的危险，人们为了控制自我所采取的技术与战术、由此获得的回报等，他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真相，从而将自己塑造为一种像艺术品般的美的存在。古希腊人在性的领域表现出对快感的主动控制，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美的名声，创造出个人的美学风格。

希腊化罗马时期自我技术的场域、目的、手段和强度都发生了变化。性伦理的目的从古希腊追求崇高的生存美学过渡到一种适度生活的理性需求。在观念层面，随着婚姻观念的形成，对婚姻之外及非生育需求的性行为有了严格的限定，这里表现出一种既出于美学也出于政治层面的伦理诉求；在行为层面，性行为由一种自我塑造的美学现象转变为自我防御的医学现象，人们普遍认为频繁的性行为和放纵的性快感有害身体健康，对性行为的控制从医学健康层面加以阐释。到了基督教时期，性的控制变得越来越严厉，但这种控制不是自我的主动选择，而是受到外在圣律的胁迫。自我技术实施的性领域不再是快感，而是欲望；不是塑造美的自我，而是摒弃恶的自我；其目标不是现世的美学与荣光，而是来世的不朽与圣洁。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法兰西学院课程讲座“主体性与真理”和“主体解释学”中，福柯将自我技术的考察扩展到“关心自己”的各类实践中。古希腊时期关心自己的典型特征是“自我认识”，希腊化罗马时期关心自己的特征是“自我教化”，基督教时期关心自己的特征则是“自我弃绝”。在福柯看来，古希腊“关心自己”关注的重点是“生存的技艺”，关心自己的目的是要获取一种美的声誉，通过对作为“灵魂—主体”与“生活—主体”的“自我”加以治理，赋予自己的“灵魂”（psychē）与“生活”（bios）以辉光，从而创造出一种生存美学式的伦理主体，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入政治领域，成长为有能力管理城邦与他人的政治主体。

然而，公元1—2世纪希腊化及罗马帝政时期的“自我教化”摆脱了古希腊“生存美学”的界限，“关心自己”成为一个普遍原则——所有人都应终其一生关心自己，政治生活不再是关心自己的终极目的。“自我教化”的重要目标是克服个体自身的弱点，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技术和修行实践摆脱各种烦恼的羁绊或对死亡的恐惧等，从而在现世中更好地塑造自我。但这一“自我教化”最终却发展成为基督教“牧师权力”（pas-toral power），其中关心自己的技术通过对罪行的忏悔、对自我的彻底坦白，清空自己的肉体及心灵，最终弃绝自己，达至对上帝的完全顺从。(www.xing528.com)

因此，福柯认为从古希腊、希腊化罗马直到基督教时期，“关心自己”在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发现了西方文化从“自我认识”到“自我教化”直到“自我弃绝”的漫长历程。同时，“关心自己”这一传统主题依旧贯穿当代社会，只是古代世界围绕着“关心自己”所展开的各种自我技术被现代社会以知识的名义加以借用，改造成为将个体屈从于更加复杂的现代控制技术的工具。其中，福柯具体分析了作为“个体之微观物理学”的规训权力和“人口之生命政治学”的生命权力。这两种权力形式塑造出的现代主体不是屈从于自上而下命令式的上帝、君王或普遍道德，而是屈从于借知识之名自下而上微观建构的身份认同：包括针对“灵魂”的科学知识和针对“生活”的政治算数。经过基督教的过渡，古代世界“品性塑造”（ethopoetic）式的“自我技术”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知识认知”（connaissance）式的“政治技术”，从而使人的主体性成为政治控制肆虐的场域。

另外，在1982年至1984年法兰西学院课程讲座“对自我与他人的治理”和“真理的勇气”中，福柯还详细阐释了“直言”（parrhesia）或“说真话”这一概念，将其看作关于真理体验的自我技术之一。“直言”是一种真理话语模式，这一概念并不纠缠于真理陈述的内容，也不关注真理陈述对外部客体世界所产生的效应。“直言”指涉的是一种说真话或真理言说的“品性气质”（ethōs），关注的是真理在言说主体身上产生的效应或影响。通过考察直言实践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认识到古代自我技术的差异：古希腊时期的“直言”主要是与雅典民主制相关的一种实践活动；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直言”则从一种城邦实践转向个人和私人的关系领域。在希腊化罗马时期，直言从政治实践渐渐演变为一种哲学实践，其目标是人的灵魂而不再是城邦事务。福柯还考察了后来基督教的顺从概念与“直言”概念之间的接续关系，认为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二者越来越不相容，基督教自我弃绝的伦理是对“直言”价值的颠覆与倒转。基督教真理体验的典型特征是一系列“反—直言”（anti-parrhesia）实践，这开启了真理与主体化两者之间关系的崭新时代。从此以后，主体不再是自由的、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伦理行动者，而是成为知识的客体。

福柯晚期转向对“自我技术”的分析，这看上去好像是与其先前对现代社会所做研究的一次重大断裂：他不再研究现代时期权力/知识关系，而是转向对古代主体性模式展开分析。福柯重点探究的是“主体性形式”与“对自我与他人的治理模式”之间是如何发生交集的。在他对现代社会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中，福柯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身份建构与一系列客体化程序密不可分。但在后来转向古代的自我技术问题的研究时，他更多是从伦理和美学而不是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来展开的。对权力宰制的分析让位给对治理术的分析。不过这种分析，还是同当代有关，还是对当下我们自身的批判性反思。

（杜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