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治理术

治理术是福柯前期权力谱系学与后期主体伦理学研究之间重要的转渡概念。这一术语取意复杂，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变化。福柯的治理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生命政治的考察，终于1984年他逝世为止对自我技术伦理学的探讨。福柯1978、1979年法兰西学院讲演在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下，从谱系演进的角度探讨了政治治理术。在1978年第4次课上，福柯第一次提出了“治理术”，并从三个层面来定义治理术。其一是作为生命权力之方略的治理术。它是生命权力得以实施所需的制度、反思、策略等的总体。其二是作为治理权力之历史趋势的治理术。该趋势推动“治理”权力的重要性超越主权、规训等权力。其三是作为国家形式转变过程的治理术。它是司法国家转变为“治理化”的行政国家的过程。在此福柯给出的是狭义上的治理术定义。它代表了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而广义上，治理术则提供了分析权力关系的框架。福柯从广义上把“治理”定义为“指导人行为的技术和程序”，而对行为的引导则正是权力的施展。相应地，在内容上，治理术的研究同时涵盖了政治和人的治理术，而后者又包括对他人和自我的治理。可见，治理术融合了权力、技术、历史、性、政治等多方面因素，谱系悠长，面向繁复。正因此，福柯才有可能通过治理术的研究，将控制技术与自我治理的主体化实践结合起来。福柯最终将治理术定义为统治他人的技术与自我技术的结合。

狭义上的治理术代表了政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在谱系学意义上，政治治理术是一种“历史元叙事”，从国家理性开始赋形，经由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最终发展而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福柯将治理术的源起追溯至希伯来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与古希腊传统的普适性法律权力不同，这是一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个体性的善意权力。基督教将其制度化，在引导与反引导的运动中，它得以冲出教堂，侵入政治领域。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后的第一个具体化形式是国家理性。17世纪初的国家理性代表了现代治理全新的内在性逻辑，它不再以神圣、正义、善等外部条件确立其合理性，而以国家自身力量的强大为目标，并形成了古希腊普适性法律之下的全体性和牧领制度之下的个体性相结合的最为严密的治理技术。国家理性模仿家政经济（économie）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两大技术装置，对内强调无限治理的治安（police）技术，对外采用外交—军事的制衡战略。治安技术的重要治理手段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e）。作为经济学的最初发轫，重商主义着眼于用商业来增强国家力量。政治治理术的蜕变和转折出现在18世纪下半期。此时，治安国家对重商主义的征用表现出家政经济模式与主权庞大框架的不协调，国家理性也逐渐成为治理术发展的障碍。继之重农主义（physiocratie）借用人口—财富要素，使经济摆脱了家政模式，成为治理的对象。人口和经济的“自然”要求治理从无限治理转变为有限治理，这是西方治理思想的重大转折。由此应运而生的是18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其治理特征可视为最小的国家理性。福柯把自由主义解读为生命政治诞生的框架和历史形式，它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工具，以市场为实践场域，结合真理与法律的纠缠，来发现自由的消耗与生产的机制。这个机制既表明治理术自我限制、有限治理的可能，也展示了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而对危机的思考是新自由主义的起点。福柯讨论了两种新自由主义形式。其一是二战后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它处在胡塞尔现象学、韦伯社会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的交汇处，通过国家、市场、社会和人之间关系的重组，通过建构法律和制度的配合机制，从经济合理性出发建立强大的德国。其二是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它意味着由经济而生发的对于存在的思考方式和阐释学。基于休谟经验主义，情感的本能性及不可化约性为从行动出发去理解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此，福柯发现了经济人主体的原理和市民社会的广阔空间。

广义上的治理术提供了分析权力关系的框架。权力关系在福柯看来是行为的相互作用，故而权力的施展并非两个对手的对峙或交锋，而是一种行为引导和对可能性的操纵，而对行为的引导正是广义上的治理术。治理术的分析框架自然地引发了对权力的再思考。它首先直接挑战了主权权力。长期以来，主权权力是在紧急状态下以司法形式决定生死的权力，但它高于法律。政治治理术内在于国家的逻辑必然取消主权的外在超验性。基于治理实践的演进，福柯认为权力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主导模式，其中主权、规训和治理呈现为历史性接替的序列，分别对应于民族国家、规训社会和人口国家。主权权力的衰落必然引出生命权力概念。与主权权力凌驾于生命之上的生杀大权不同，生命权力是一种作用于人口之上的权力，以其优化为目标。它强调塑造和优化生命的多种方式和机制。生命的生物性强调权力技术的物质性，但现代政治建构将生命深深卷入，又要求权力的主体化模式。福柯提出治理术概念，正是弥合这种裂隙的努力。福柯还发掘出牧领权力来深刻揭示政治治理术与行为引导的密切关系。他将现代国家治理术的背景设定在牧领权力向牧领制度的变形之中，从而揭示出治理将个体与全体相结合的本质特征。作为关注个体性的权力，牧领权力还表明宏大的政治权力之外，存在个体性的主体化实践维度，这是自我治理的深层原因。福柯指出，今天的政治和哲学问题是对数个世纪以来强加于我们的个体性进行拒绝。这也是作为反抗行动的自我技术内在于治理术的根本动力。

福柯由权力的自由实践转向对自我技术的研究。针对生命的治理术并不基于暴力和法律，而依靠批判反思的行动，亦即基于自由来运转。自由并非指摆脱权力关系而获得某种解放。自由内在于权力关系，是其必要条件，因为权力关系是相互的，有自由才能有行动和权力关系。可见，自由是治理术的内在原则，治理是一种自由的实践。故而，治理并不只涉及政治或国家的管理，它也表明个体或集体行为可能被引导的方式。个体对自我行为的引导表现于自我技术（les techniques de soi），其核心是“关注自我”（le souci de soi）。希腊文“关注自我”（epimeleia heautou）指“作用于”或“参与”某事。古希腊人所“作用于”的对象是性快感，并为此做出了政治—美学选择，禁欲是他们使用的艺术，目的在于操控自我。这种自由实践促使个体成为自我的“主人”，并把生命本身作为知识、技术乃至艺术的对象，从而确立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基于自我与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基础特征，即自由，可定义伦理主体。福柯重提伦理主体，意在对抗自牧领制度以来治理术所逐步确立起来的知识主体。在牧领制度的整合下，牧领权力的个体化从个体的自由实践变为牧师对个体关注的实践，其目标是关注灵魂而非可塑造为艺术品的生命。就这样，古典自我技术在现代治理术之中消失了。与此同时，笛卡尔又用作为知识实践创建者的主体代替了通过自我实践构建的伦理主体。福柯试图将伦理主体与当下的政治相结合来抵抗当下主体化的形式。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将宗教、法律和知识作为使人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例证，通过提出对理性的公共应用，来塑造当下的自我。此时此刻之我所是才正是康德启蒙的现代性意义。福柯视此为批判，而“批判是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批判当下的治理，建构伦理的主体，自由地行动，做自己的主人，让对生命的恒久关注促发生命之美的可能性，这是福柯治理术的意义所在。(www.xing528.com)

总之，治理术既是国家政治治理的谱系学，又是权力的分析框架，也代表了权力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福柯思想体系转渡的关键概念，治理术折射出福柯思想复杂的面向及对当下积极的关切和行动。

（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