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知识型（épistèmé）

“知识型”的概念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的经典之作《词与物》中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型（épistèmé）在法语中就是“认识”的意思，它源于希腊语中的“认识”一词，因此，有人也将它翻译成“认识型”。福柯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指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由“词”与“物”建构出来的独特的“事物的秩序”的方式（《词与物》的英译本名字为《事物的秩序》），这一方式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它规定着特定时期不同学科的知识生产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就此而言，将这一术语翻译成“知识型”而不是“认识型”也是可以接受的。

福柯的“知识型”这一概念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巴什拉的“认识论的断裂”以及他的老师康吉兰的科学史思想。巴什拉和康吉兰反对萨特式的主体性，更强调形成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虽然福柯的知识型概念与库恩的“范式”概念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源于不同的哲学传统，福柯的思想源于法国认识论传统，而库恩的思想源于英美的科学哲学传统。福柯的知识型的思想继承了巴什拉和康吉兰的法国当代认识论传统，强调知识构成的结构性和先验性。因此，“知识型”的概念在当时的结构主义思潮中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结构主义思想。尽管福柯后来否认他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是，知识构成的先验性和结构性思想无疑非常符合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说福柯的思想发展了，但是，知识型的概念的确体现了结构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

福柯的知识型概念赋予话语相对于非话语的实践以优先性，这一点也符合当时的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的潮流。不过，很快福柯就改变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之所以特定时代只有有限的知识型，就是因为不同时代的知识型乃是权力关系的非话语实践的结果。福柯在《词与物》中赋予的“话语的优先性”后来被《规训与惩罚》中的“权力—知识关系”所取代，而且，福柯后来对知识和话语的理解也比《词与物》中知识型的概念更为复杂。所以，他后来就彻底抛弃了“知识型”这一不成熟的概念。

福柯的知识型的概念乃是他的“知识考古学”方法的必然结果，《词与物》的副标题就是“人文科学考古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试图发掘不同时代的各种知识被时间化和空间化的语言表述方式，也就是每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由于断定每个时代的知识型的独特性，以及与先前时代知识型之间的结构性的断裂，因此，知识型的思想无疑表达了一种结构主义的原则，或者叫作一种“历史的先验性”。每个时代的知识型就像地质学的断层一样，与其他时代的知识型并无连续性。某一学科的知识与其下一时代同一学科的知识的连续性远远小于其与同一时代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结构性相似，因为同一时代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竟然是以相同的知识型组织起来其话语的。只有以考古学的分析方式才能发掘这些知识和理论被建构起来的那个空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和考古学的思想因此是一种“非连续性的历史”的思想，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种历史思想。福柯的考古学思想与传统史学和马克思史学迥然有别，却与法国年鉴学派有很多相通之处。

在《词与物》中，福柯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揭示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两次重大的知识型的断裂，并批判了19世纪知识型所塑造的人类学主体性的“人”的概念。当尼采开始对整个19世纪的知识型进行彻底的颠覆之时，福柯指出，19世纪的人文科学所塑造的“人”的概念已经死了。这就是福柯非常有名的“人之死”的断言的来历。

福柯在《词与物》中对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人文科学的分析试图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型都建立在对“事物的秩序”的不同经验之上，建立在那些阐明知识的“词与物”的关系之上，所以，知识本身并无对错或进步与否，不同时代的知识依赖于不同时期的语言观念。《词与物》一书从博尔赫斯小说中对中国动物的可笑分类开始，福柯看到陌生的中国动物分类法与他们西方现存的分类体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见，不同的文化体系的基本代码以及词与物的相关秩序截然不同。福柯的发现正处于列维-施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对非西方文化的热情关注之下。

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方法挖掘了近代西方三种主要的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时代的知识型、现代知识型三种。文艺复兴知识型的主要思维方式是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秩序。所谓的相似性的思维方式，或者指的是类似于植物与动物接近，海洋与陆地连通，人与周边的万物交流，或者也不一定是空间的接近而是一种模拟上的相似，或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与生物和地球之间的关系的类比关系，或者类似于重的物体被地球引力吸引而轻的物体被以太吸引的交感关系。文艺复兴的知识型借助语言（词）来认识世界（物），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期的古典时代的知识型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第一次断裂。(www.xing528.com)

培根在《新工具》中批判了“四种假象”，文艺复兴的知识型就是一种假象。笛卡尔的哲学彻底摧毁了文艺复兴知识型。他通过分析表象，通过词的体系表象物的秩序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知识体系，整个古典知识型的基础是表象，而语言的功能主要就是表象。文艺复兴时期包裹在事物表面的词语被抛弃了，通过对事物本身作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尽可能精确地再现事物的本来面貌，尽力排除了那些不确定信息的来源，将表象与被表象的物联系起来。到了19世纪初，西方现代知识型发生了第二次断裂，传统的认知理论因为表象理论的衰落而瓦解了，现代性开始了。

现代知识型分裂为先天分析、后天综合和批判三大方面，对应数学科学、经验科学和哲学三大学科分类。在经验科学中，语言学、生物学、经济学用劳动、生命和语言塑造了现代的“人”的概念。可以说，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提出的三个问题：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必须要做什么？我能够希望什么？归根结底，这三个问题隐含着一个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但是，随着尼采的“上帝之死”和“超人”的出现，作为被现代知识型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对象的“人”也死了，人失去了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的主体性的中心位置。“人之死”是“上帝之死”的必然结果。“人之死”标志着现代知识型的瓦解和新的反人文科学的知识型的可能。

新的知识型就是福柯同时代非常流行的“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以及“语言学”，这三门学科没有一个关注于“人”的概念，主宰知识型建构的力量的是语言和话语。这一新知识型意味着与现代性的知识型截然不同的一种人文科学，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后现代”。可以说，“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以及“语言学”是最典型的三门后现代人文科学。在后现代知识型，语言不再是透明的了，人也不再是主体，而毋宁说是语言的创造物。事物的秩序完全奠基在语言的结构之中。

我们可以说，福柯的知识型的概念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属于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话语结构，它们推崇语言和话语的优先性，注重语言的自足性。然而，知识型其实是一种生产话语的体制，虽然它具有一定的结构，但是，其实践的复杂性绝非简单的“知识型”就能概括得了的。话语事件和知识的稀少性表明，话语并非自足的，甚至也绝非优先性的，因为话语事件是非话语的权力关系的结果。福柯最终放弃了知识型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结构主义时代”标志性的词语。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