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基本术语，它既是福柯的哲学方法，又是福柯的著作标题。“知识考古学”中的“知识”（savoir）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知识（knowledge），它或者指的是那些不成熟或半成熟的科学知识，比如精神分析、临床医学、刑法学等，或者指的是知识体系得以形成的历史的可能性条件，这既包括话语的条件，也包括非话语的条件，如机构、组织、制度、实践、权力等。“考古学”就是对这些知识条件、这些“先验的历史性”、这些“真理体制”的分析。因此，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话语之形成和运作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分析方法。由此，知识考古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新的领域、新的追问方式，新的方法，即对知识条件和话语实践的分析。可以说，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是结构主义时代最有标志性的思想创见。
考古学是福柯早年三部作品《疯狂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哲学方法。可以说，福柯早年思想都可以用“知识考古学”来做标志：《疯狂与文明》是对古典时代精神病学中疯人的“沉默”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是对临床医学诞生时刻中的“凝视”的考古学，《词与物》是对近三个世纪的“人的科学”的考古学。为了对早期三部作品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做一个总结，福柯写了《知识考古学》一书。当然，它也可以说是《词与物》的一个续集，它延续了《词与物》中的立场，仍然赋予话语和陈述以优先性。但是，与结构主义者将话语视为自足的结构或文本的立场不同，福柯首先将话语视为实践，视为经验性的历史事件。不仅如此，福柯还特别强调了构成话语实践的非话语因素。这表明他早已不能认同结构主义的原则了，他正在转向“权力—知识”分析的路上。福柯的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印证了这一转折，他把话语看作是相互限制、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实践，结构主义所发现的“话语的秩序”不过是一种幻象，实际上它是权力意志建立起来的效果。于是，福柯从对意义关系、知识和话语问题的关注转向了对权力关系的关注，从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转向了谱系学的方法。
从《词与物》中对不同时代“知识型”的发掘到对“话语实践”的理论分析，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修正并深化了他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在《词与物》中的“知识型”概念是一个共时性的、同质的、结构主义的概念，而在《知识考古学》中，不同的话语实践之间是非连续性的，没有一个共同的“知识型”能构成统一的话语类型。话语虽然是服从某些规则的实践，但是，这些规则是断裂的、异质的、表面化的、特殊性的、事件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总体性的和类型化的。因此，那些话语也是离散的、分形的、破碎的、断裂的、异质的。
福柯将话语视为物质性的和实证性的实践，而反对将话语视为拥有神秘的、神圣的、意识的、先验的哲学属性的事物。福柯将特定的历史的“话语实践”（Language practice）称为“陈述”（statement），话语实践的整体他称之为“档案”（archive）。德勒兹称《知识考古学》中的福柯是“一位新型档案员”，他试图发掘档案，发掘档案中实际发出声音的话语实践的整体。作为构成档案的话语实践，“陈述”既不是语言，也不是言语行为，它既不是命题，也不是句子，它并不遵循语法和逻辑的规则。“陈述”的概念介于话语的结构与事件之间。对于福柯来说，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连贯的陈述作为话语单位的标准，只有分散的、异质的、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相互换位和替代的话语游戏。所有的话语实践都遵循着外在性、表面性、差异性和事件性的原则。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就在于系统描述话语对象，限定话语的特殊性，有差别地分析各种话语方式。知识考古学以描述话语实践规则的构成以及不同的话语构成之间的转换替代了对事物规律的探究，解构了传统“词与物”之间的哲学关系；知识考古学也以话语实践的构成性规则的分析取代了一般的思想史对概念、观念和学说命题的分析。虽然福柯是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讲座的教授，但是，福柯却以知识考古学的概念激烈地反对传统思想史的哲学前提，那种对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迷恋。
福柯将陈述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称为“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像精神病学、医学、语法、经济学这样一些巨大的陈述家族，就形成于相互吸引和排斥的系列、差别、间距、替换、转换的散布体系之中。被话语构成的规则所控制的话语实践具有稀少性、外在性和繁衍性的特征。首先，陈述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的，一种陈述的出现总是排斥其他各种陈述的可能性。陈述的稀少性是由于话语事件的独特的历史的构成条件。其次，陈述是外在的和表面的，它没有隐藏什么本质的和深层的东西，在已经说出的表层就是外在性的扩散。再次，陈述是一个欠缺的、局部的、异质的、支离破碎的和边缘性的踪迹。陈述是一个相互交错没有起源的网络，而不是没有分岔和分散的线路。因此，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实践分析，拒绝历史的连续性和总体性，拒绝哲学的或形而上学式的历史，拒绝对起源和目的性的迷恋，拒绝历史进步论的启蒙主义神话，而捍卫事物的偶然性、断裂性、异质性、差异性、多元性、事件性、弥散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将间断性、差异、断裂、界限、系列、变化、转换、偶然性、事件引入到当代西方对历史的另类思考之中，激进地推进了巴什拉、康吉兰和阿尔都塞等人的“认识论的断裂”的方法原则，彻底摧毁了现代性关于历史的寓言，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对总体历史的幻象。(www.xing528.com)
福柯将话语实践视为一个匿名的、无意识的、历史的、被时空定位的规则整体。正是那些规则使事物成为一个“话语对象”，并构成其出现的历史条件，使其成为特殊事件的系列。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实践分析首先是对这些话语事件的出现、矛盾、比较和相互转换的描述和分析。其次，知识考古学要力图发现在话语实践以及机构的、政治的、经济过程等非话语实践之间相互伴生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决定论关系或二元论的关系。话语、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共同构成了像精神病、解放、自由、民主这一类话语对象，成为它们出现的条件。话语、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共同构成一系列的真理的游戏，真理、知识、主体、理性、意识和客观性不仅是话语实践的内部事件，它还与权力机制的非话语实践相联系。比如，现代哲学所塑造的“主体”概念其实不过是随着类型和陈述的界限而不断变化的位置，不过是可以被不同个体填补的确定的位置，不过是话语的功能、话语构成的材料以及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游戏。主体在陈述中并不能起任何综合和统一的作用。“著作”、“作者”和“主题”也不过是大量特定模式的话语实践的效果；“历史主体”也不过是陈述的总体派生出来的功能。
可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并不是通过概念和观念的分析，而是通过话语实践的分析，解构了现代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现代性的基本观念。福柯将那些现代观念视为话语事件，而不是永恒的发现。当福柯将话语引入到整个现代知识领域中的时候，他便以尼采式的探索向整个现代西方的权力—知识体系发出批判性的挑战，向整个西方传统的历史主义发出了挑战，也向西方的现代历史本身发出了挑战。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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