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阵地战

“阵地战”是葛兰西借用军事术语所提出的一种反霸权的斗争策略，与葛兰西所提出的另一种斗争策略“运动战”（war of movement）或“机动战”（war of manoeu-vre）、“游击战”（partisan warfare）是相对的。所谓“运动战”，是指正面、直接和迅速地攻击敌人；而“阵地战”则是避免与敌人做直接而正面的斗争，而是采取迂回的策略，不断地、持续地打击敌人，在一步步扩大自己的优势中，不断侵蚀敌人的地盘，最终击败敌人，取得反霸权实践的胜利。

葛兰西之所以区分这两种战争，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入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葛兰西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对于两者在国家统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葛兰西作了区分（见“文化霸权”关键词的有关介绍）。葛兰西指出，对于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根本不可能去保护国家，在有外来攻击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崩溃。由此，俄国革命就可以通过“运动战”，通过直接而正面的武装暴动而取得胜利。

运动战战略适用于国家政权比较集中，市民社会比较薄弱的东方社会。但在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尤其在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正如葛兰西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庞大的现代民主机构就像阵地战前线的“战壕”和坚固的堡垒，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坚固的结构就会立即挺身而出，构筑成一个强大的碉堡工事网，成为国家坚固的甲胄，由此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在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政治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其宣传和较为完善的民主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严密的抵御体系，由此而可以抵制各种侵袭，包括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直接而正面的攻击显然是不明智的，唯有通过长期而不断的斗争，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葛兰西的阵地战是一场持久战，但同时它也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这种全面性既包括政治、文化、道德上的斗争，也包括经济领域的斗争。另外，葛兰西在强调阵地战的同时并没有抛弃运动战，阵地战与游击战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一方不能代替另一方，运动战也必须建立在阵地战的基础之上，只有在攻克了一个接一个的市民社会的机构（如中小学、大学、出版社、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工会、家庭等）之后，或者说只有在外线取得胜利之后，才可能取得内线的胜利，取得最后的真正的全面胜利，这就是葛兰西所说“‘阵地战’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的意思。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明确指出：“不可能以集中和突发的暴动形式出现的群众干涉甚至也不会以‘发散的’、毛细管状的间接压力的形式出现——尽管后者具有可能性，并且或许是前者必不可少的前提。……只要不具备长期的思想和政治准备，以便唤起群众的热情并使他们集中起来发动暴动，集中和突发的形式就不可能存在。”在这里，葛兰西既强调了“唤起群众热情”的阵地战的形式，也肯定了“突发的暴动形式”的运动战，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没有阵地战，运动战不可能真正实现；而没有运动战争，阵地战也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最后的胜利，由此，唯有把这两种战役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最后反霸权的胜利。(www.xing528.com)

葛兰西对阵地战的强调，实际上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的一种策略上的转向，即必须要从那种盲动的正面冲突的运动战过渡到打持久战的阵地战。阵地战首先强调了思想或意识领域中的斗争的重要性，即首先夺取思想意识的领导权，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其次，阵地战强调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渐进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这里，葛兰西既否定了革命会自动到来的观点（即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也否定了那种革命会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过分乐观主义态度。而所有这些，都是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了解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对我们，尤其对于广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反霸权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和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