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缺席”，是西方形而上学体系内部构成“存在论”基本问题域的一对基本概念。所谓“在场”，就是存在呈现于此时此地（当下时刻和当下场所）。所谓“缺席”，即是存在的缺失状态，也就是存在隐蔽于此时此刻（当下时刻和当下场所）。作为“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域，“在场/缺席”这一概念对子贯彻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中，甚至还构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论说框架。从柏拉图《斐德洛斯篇》对于言语/文字关系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4卷对时间的分析，关于“在场/缺席”二者之中谁更有优先特权的争论，一直延伸到了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和德里达的“解构”，并构成后现代哲学之争的重要线索之一。
“在场/缺席”概念之中交织着时间和空间含义。“在场”一方面是事物在空间的显现，另一方面又是事物在时间上的现在时刻。同理，“缺席”一方面是指事物在空间的隐蔽，另一方面又是指事物不在时间上的现在时刻（在过去或者在未来）。海德格尔用“消解”的战略，德里达用“解构”的策略，分别拷问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之中在场的牢固支配地位及其相对于缺席的特权，从而动摇了西方思想的基础。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对于“此在”（Dasein）的分析在多个方向上展开了“在场”问题。在这个“存在论分析”之中，“在场”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它指现成的或者当下即在的状态（Vorhandenheit），这是对事物的理论沉思；第二，它指当前（Ge-gewart）时间或者此时此刻的一个时间点；第三，它指此时此刻的呈现即“在场”（An-wesenheit）。这三层含义当中，后两种含义即“当前性”和“此时此刻的呈现”对于形而上学的后现代探索意义最为重大。
德里达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柏格森，甚至包括海德格尔本人，他们的形而上学思考都受到了“在场”观念的支配。这里的“在场”，既是自我呈现的能指，又是一个暂时的现在，即“在场”既是一种意识在空间中的呈现方式，又是一个时间单元。渴望“充分在场”，向往“绝对在场”，这构成了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时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首先就是确立了在场对于缺席的优先地位。“在场”和“言语”相连，“缺席”与“文字”共命，所以“在场/缺席”对立等级关系的确立同时也是“言语/文字”对立等级关系的确立，一个以言语压制文字，以说话放逐书写的时代就降临了。而且，“充分在场”、“绝对在场”，也意味着对“先验所指”的幻想，对完美神性的渴望，对“唯一语言”的缅怀，对人类主体性的自信，以及对语言之中的“所指”的膜拜。因此，德里达断言，“逻各斯时代”是在场统治缺席的时代，是充分言说而弱化文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把“在场”看作是普遍有效的终极真理。有鉴于“在场”的绝对统治，德里达把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哲学称之为“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
在场的充分显现，以对缺席的遮蔽为代价。后结构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延续着海德格尔消解“在场形而上学”的思路，一方面从多种视野出发检讨“在场”遮蔽“缺席”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希望解构在场与缺席的对立，以及在场的优先地位。在场不是静止的，在场的显现则是一种派生差异的运动，因而在场根本就不可能同缺席分离，相反它对于规定在场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在场与缺席如影随形，所以在场就绝不完满也非本源，而与在场血脉相连的终极真理和固定意义也就是不可接受的了。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的如此颠倒，决定了后现代对于“上帝”、“主体”、“语言”、“现代性神话”等等的立场。用利奥塔的话说，既然一切确定性的知识都值得怀疑，那么，“后现代”就是“一股美妙的流动”，一切稳定的在场都被动摇了。(www.xing528.com)
后现代哲学关于“在场/缺席”的观点之中，至关重要的是语言问题。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堪为典范。“延异”、“踪迹”、“散播”、“书写”等奇特的语汇，尽管有极其复杂的含义，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解构旨趣，那就是颠覆在场/缺席、言语/文字、说话/书写的二元等级关系，剥夺前项对后项的优先地位。与海德格尔纯粹的“存在论”思辨不同，他运用了“语言即一个差异系统”这一结构语言学命题，将差异激进化，发展了“绝对差异”，并用“延异”来表示对“在场/缺席”关系的超越。与赋予在场以绝对优先地位的传统形而上学、绝对知识体系相对立，德里达认为缺席对于语言符号及其指称活动更为根本，因为隐没在“逻各斯”之中的“原始文字”构成了指称活动的前提。这种“原始文字”就是不可还原的“差异”，就是被压抑而又蠕动在形而上学绝对知识体系之中的“踪迹”，是创造了主体、意识、在场的感性生命。建立于压制差异、融化踪迹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传统语言观认为，符号再现了某些在场的所指，这些所指超越于指称运动之外，因此，符号具有稳固不变的终极意义。与这种观点正相反，德里达认为，一切指称活动之中必不可少的，不是这种先验所指的在场，而是它的缺席。仅仅是在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之中，仅仅是在它们的散播之中，也仅仅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达到外在于语言的所指的充分在场，符号才能有所指称。
从尼采呼出“上帝之死”开始，一直到后现代思想家对意义和价值的质疑，“缺席”就构成了思想的首要主题。“上帝死亡”，“人的末日”，“作者的死亡”，以及“历史的终结”，都是悲凉而又深沉的缺席感的表达，是对意义危机的深度忧思。让-吕克·南希和让-吕克·马利昂这样一些思想家，为了应对意义危机，而重新表达“缺席”的神学意义或者宗教意义，他们呼吁被遮蔽的（缺席的）上帝，或者退位的（缺席的）神性再次光顾人间世界（返回在场）。此外，后现代思想家还呼唤“缺席”来批判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总是努力把确定的真理安置在自我同一的主体之理性的自我在场之中。海德格尔和萨特从有限存在的虚无开始破除自我同一的幻觉。拉康通过对无意识的彻底拷问发现了分裂主体。列维纳斯改造现象学，建立一种负有义务的伦理主体，发现这个主体之中隐含着他者的踪迹。如此等等的后现代思想，都重建了缺席的形象。缺席，如同幽灵一样纠缠着主体，使之无法通过自我在场实现自我同一。
布朗肖说，在19世纪末期，马拉美就以自己的诗歌宣告，那本“绝对之书”（黑格尔绝对知识体系）永远也不可能被写出来，因而总是必须面对“书的缺席”。雅毕斯（Ed-monde Jabès）面对“书的缺席”之绝对空无，感觉到就是面对无限。在这种景况下，“写作”就是隐退、流浪、孤独以及迷失。由此可见，颠倒“在场/缺席”关系不仅构成了后现代语言观、再现说、存在论、神学理论的显著特色，而且也成为文学、艺术以及反思文学艺术的文学理论以及美学的核心主题。
（胡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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