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不仅是一场文化转型，也是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型，更是人的心灵、精神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是价值基础的评价方式、道德的深刻转变。尼采指出，现代道德的三个核心现象——善与恶之间的区分、道德负罪感和禁欲理念——都源自怨恨（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第一篇论文中界定了作为道德基础的“怨恨”的实质内涵：首先，“怨恨的人”渴望主导某种生活，珍视某种生活价值；其次，他在追求这种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实现此类抱负的完全无能为力，处处受限制于他自身的“虚弱”与“无能”；最后尽管他对原初价值念念不忘，但却拒绝接受他实现这些价值之无能这一事实，对自己之无能的“怨恨感”促使他在表面上提倡、宣扬相反的“生活理想”和“价值理念”，以此在自己的“无能”方面进行“自欺”，然而越是努力作相反的赋值，便会意识到离原初价值越远，对自己的怨恨就越是啮噬着怨恨者的内心。尼采指出，“现代”进步理念并不是从真理、事实本身当中得出的，而是在强大的反赋值的“怨恨”心理推动下得出的：“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是的！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对“强力”价值的无能之怨恨促生了“和平”、对“报复”的无能的怨恨促生了“爱”，总之对“主人”价值的一切源自无能的怨恨促生了“奴隶的价值”。
现象学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继承了尼采的这一命题，在现象学层面上就现代社会心性结构的“怨恨”作了细致的分析。“怨恨是一种没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展而产生的情态。……这种自我毒害产生某些持久的价值错觉和对此错觉的价值判断。”（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首先，“怨恨”心理的产生，植根于启蒙的道德环境之中。群体的与宪政或“习俗”相应的法律地位及其公共效力同群体的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越大，怨恨的心理动力就会越多。因而，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怨恨必然蓄备在如下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比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和实际修养出现极大的差异，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便会不胫而行。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如此”。即使撇开个人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其次，现代市民社会一元化的价值观的形成也促使怨恨的形成。中世纪农夫并没有与封建主攀比，手工业者不与骑士攀比，等等。农夫至多与较为富裕或较有声望的农夫攀比；就是说，每个人都只在他的等级的范围内攀比。但是在市民社会中，这一价值等级完全被打破，代之以一种一元化的“质性价值”、“以币值表达的”交换价值，在这一条件下，“竞争制度”全面确立，从而每个社会位置都成为一个暂时的竞争起点。“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因此当竞争制度成了一个社会的支柱，社会变为“奋求型”社会，人的追求欲和野心就会无限增殖，野心的相似性和社会位置的差异性会使弱势者对强势者产生怨恨感，而且由于这里“弱势”和“强势”总是相对的，因此怨恨感也以弥散的方式在整个社会中流布开来。
作为结果，在道德评价上则发生尼采所描述的“反赋值”过程，这些充满怨恨的本体性“弱者”、“那些被压迫者、被蹂躏者、被战胜者，他们出于无能者渴求复仇的狡猾在窃窃私语：‘我们要和那些恶人有所区别，让我们做好人！做不去侵占、不伤害任何人、不进攻、不求报的人……’如果冷静而不带偏见地倾听，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不过是：‘我们这些弱者的确弱；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好。’”（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尽管怨恨的树根生出了“利他主义”、“爱邻人”、“平等”等等美丽的“树冠”，但毕竟这些价值的根基乃是作为本体性不安的“怨恨”。在这样一种社会体系当中，怨恨决定着这些价值的基本功能。在彬彬有礼的“爱邻人”表面之下，掩盖的真相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现代道德的全部一般根基于人对人的原则上不信任的态度……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变成了现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只有与怨恨如此相近的‘不信任’感才产生出现代道德的个人主义和否定休戚与共的态度。”（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在“人人平等”的“公意”表面之下，掩盖的是“拉下”优越者的投机心理，在“人都是一样的”口号下抹去“激情”、“活力”和创造力。在“普遍人性”的信仰表面之下，掩盖的则是对每一种特殊实体生命的仇恨。总之，这些道德的伪币融通的是恼恨、恶意、羡慕、嫉妒和阴恶构成的怨恨。最终，所有这些颠倒的价值都表现为一种根本的价值的颠倒：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怨恨的人总是在追求过程中受到“尚未意识”的支配，也就是说受到无餍足追求本身的支配，而一再推迟对有用物的享受，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禁欲的人”。(www.xing528.com)
尼采和舍勒所抓住的现代资产阶级“怨恨”的心性结构，在现代性的制度建构当中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仅就学术和艺术而言，在其现代体制当中不难发现“怨恨”的根基。舍勒就指出，现代学术的思想类型未尝不受“怨恨”的毒化，这一点表现在它的“批判癖”当中，“人们抵达自己坚定信念的道路，不再是与世界和事实本身直接沟通；只有批判他人意见并通过这一批判，才会形成自己的意见”。美国学者阿兰·布卢姆（Al-lan Bloom）从事实出发对激进的“女权主义”的分析也许可以视为对“怨恨批判”思维提供的一个例证。“女权主义”在被纳入“革命”价值观的同时，潜在地意识到自己在“革命”之实现上相对于男性的“本体劣势”，不仅怨恨式地放弃女性传统“谦恭庄重”的价值，而且也怨恨式地在“解放”上表现得更为激进，不惮以最激烈的批判打破任何禁忌，然而就在获得了这样的解放的同时，这个学术运动和社会运动却也迷失了自己，“在这个局面中，一切支配人本性的道德约束消失了，不过这样一来人的本性也消失了。然而，解放的喜悦也消失了，因为不清楚什么得到了解放”（The Closing of theAmericanMind），这种迷失未尝不是怨恨批判“对事实本身放弃”的结果。与理论怨恨地放弃与“真”的代表关系而陷入“批判癖”一样，艺术价值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舍勒撮要指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怨恨本质：“浪漫心灵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总带有怨恨——至少在这样一种程度上：该类心灵所特有的、对过去的历史上（古希腊、中世纪等等）某一国度的渴念，并非基于该时代自身特有的价值和财富的特殊吸引力，而是基于一种内在的、逃离自身时代的运动；与‘过去’的一切称誉和赞赏总具有一种共鸣的意向——贬低自身和现实的意向。比如，荷尔德林对古希腊的爱是一种本原的、正性的爱，是发自作家内心深处的、与希腊人气质相同的爱；而弗·施勒格尔对中世纪的渴念却浸透了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事实上，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另外那种在“未来”汲取自己诗情的“浪漫类型”，以及与浪漫主义相反的其他艺术思潮，特别是一浪一浪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更新的“新”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通过源自与“美”分离的颠覆性，通过对自己时代的“怨恨感”而得到解释。
（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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