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叙事由“元”(meta-)和“叙事”(narrative)合成。从词源学上讲,“meta-”在英语中是“超越”、“总的”、“继……后”之义;在汉语中,“元”有“首也、一也、始也、大也、本也”等义。“narrative”一词在名词性意义上指一个“故事”,在小说、史诗等文体中,它还包括这个故事的事件、人物及其言行。“narrative”一词有“叙述”和“叙事”两种通用汉译,前者宜指话语层面上的叙述技巧,后者则包括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两个层面。而所谓“元叙事”,即“元”的叙事,指一切包罗万象和自成体系的思想讲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它也是一种思维与存在方式,并且在动词性的意义上以包容和排斥的调和力量为其他的各种叙事制定规范、提供解释和揭示意义。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在其《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一书中认为,可以完全得到证实的、被无条件接受的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因而自柏拉图以来的科学知识都存在着自身合法化的问题;而且,追求实证标准、真理限定的科学知识脱胎于关注社会伦理、审美价值的叙事知识,它和“语言游戏”一样,也只是一种话语而已。这样,利奥塔就将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放在了同一平台上。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知识以“元叙事”的名义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宏大叙事”:
一种是法国式的“启蒙型叙事”,它坚信理性能够带来真理、正义、进步和解放;另一种是德国式的“思辨型叙事”,以探索真理为其首要目标。但无论哪一种宏大叙事,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表明自身叙事活动的合法性。作为一种调和力量,“元叙事”通过包容和排斥来发挥作用,它以追求同质化和普遍化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的话语和声音,企图把原本异质性的世界整合成一个井然有序的叙事王国,但事实上,这种寻求“共识”法则的做法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原则,给原本异质性的东西强加上了虚假的普遍性。利奥塔进一步认为,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而后现代性就是对于“元叙事”、总体性和共识的拒绝,以及对异质性、多元性和微观叙事的拥护。在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实用化的效益原则、异质标准和不稳定性就成了后现代知识的特点,从而,世界变成了一个各类语言游戏不断形成、瓦解和更迭的过程。
在利奥塔的理论视野中,“元叙事”就这样在被“重视”的同时也被“叙事化”,它变成了一种思维和存在方式,但其“合法性”却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元叙事”一直以一种“幻象”的方式存在,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非法性”都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得到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塔是在提出“元叙事”理论的同时又解构它的“元”存在的,这是以一种自己的“元叙事”来拆解其他的“元叙事”,即使在他与哈贝马斯就“差异”(differend)与“共识”(consensus)而展开的论辩中,也似乎在怀疑共识的同时又寻求着某种共识。(www.xing528.com)
大约从1960年代起,一大批理论家开始用不同于以往的新词汇来描述和解释他们正在经历的文艺、文化和社会变迁,缘之而形成的有关这个世界的新理论被人们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自己的表述充满了内在的悖论和外在的争论。有趣的是,在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大师的理论家中间,除了利奥塔以外,很少有人宣称自己是解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就其总体而言,对“元叙事”的质疑、对中心与边缘二元对立的消解、对深度模式的平面化和碎片化、对多元性和异质性的追求,成为后现代文化逻辑的“精神渊源”。在解释什么是后现代时,利奥塔将之笼统地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并将后现代定义为“对现代的全面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的“意义”,即在于展现一种不确定性,并试图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挖掘一种生产性和创造性;另外,多元性的诉求则在于希望摆脱那种所谓霸权文化的控制,得以窥见主流文化的混杂性和意识形态性。
如此看来,“元叙事”正是在“解体”过程中才显现出其意义价值的,讨论它是否真正存在过、或继续存在着、还是业已解体这样的“事实”,也许与讨论我们是否还需要它那样的问题一样,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难以说清的。抑或是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元叙事”当中?其悖论性即在于,对“元叙事”的否定会不期然而然地成为另一种“元叙事”,正像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解构过程,却意想不到地变成另一种“元叙事”。
那么,对于“元叙事”的自觉,其意义又是什么呢?詹姆逊在论述“元评论”(“元批评”)时指出:“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任何不需要解释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释的事实。”看来,对“元叙事”的自觉,也就是对叙事本身的语境化和历史化理解。当文化不仅包含了叙事作品,而且由叙事所包含的时候,那么叙事就在当今世界中无处不在。这就形成了众多的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s)。这说明,全球化与多样化都是同一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不同方面,它们之间并非如我们所想象和预设的那样充满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是相反,全球化与多样化也许是能够共存于不同的语境之中的。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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