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元历史（Metahistory）

“元历史”是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在其《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一书中提出论证的重要概念，用来说明历史意识和历史表述的深层结构，以及历史的学科价值问题。它集中指向历史话语背后潜在的“诗性预构”，人们用它来解释历史之本质，但这个认识结构在根本上是先在的（先于个人反思）、“诗性的”（不能脱离想象虚构）和“语言的”（具有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叙事性）。在《话语转义论》（1978）、《形式的内容》（1987）和《比喻的现实主义》（1999）等著作中，怀特进一步阐发了历史话语的基本转义形式、情节编排方式、论证解释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类型等元历史问题，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传统藩篱，瓦解了历史话语的客观性基础。

有关史家曲学阿世、虚美隐恶而造成史笔失直的讨论古来实多，涉及“史蕴诗心”或“历史若文学”的论述亦为数不少，但能结合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哲学和历史经典解析，以体大虑周而又整饬简明的理论体系拆除历史话语客观性之基础的，则非怀特“元历史”莫属，其要义要旨可归结为如下总体图式：

“元历史”的观念认为，历史学家只能在话语形式之中而不能在它之外把握历史，话语又必然具有转义性。历史事件是可能发生过但又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为了将其建构为思辨的对象，它们必须被话语叙述再造。但历史叙述并非无限多样，历史叙述的类型及这些类型的数目，都受话语基本转义形式制约。“转义”（trope）指喻体对于本体的“乖离”，“转义学”（tropology）作为这种语言现象的理论，自古以来就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但古典修辞学将转义作为偏离正常语言的“非常规”表达来对待，认定正常语言可以避免转义性；而现代转义学则将转义作为语言的正常的普遍模式来研究，认为语言转义叙事是“元符码”（meta-code），人们思想意识的结构即由语言基本转义类型构成。怀特运用维柯确立的四重转义格，即隐喻（相似性原则）、换喻（邻接性原则）、提喻（部分从属于整体的原则）和反讽（对立性原则），来说明历史话语的基本转义模式，认为历史学家只能在这些转义模式中选择并叙述历史。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共同奠基于这个诗性结构，因而其间并无本质区别。

历史“事件”须经由叙述而成为“故事”，但这是史家在审美性的情节编排模式中选择的结果。与四种话语转义形式相应，历史的情节编排方式也有四种：浪漫史（表现为如愿以偿）、悲剧（表现为法则启示）、喜剧（表现为调和化解）和讽刺剧（表现为反复无常）。怀特采用弗莱《批评的剖析》对叙述结构原则的著名区分来表达自己对历史叙事的根本观点：作为历史素材的事件无“本来面目”可言，它们只是用来进行情节编排的可能成分。史家必须在四种方式中做出选择，而拒绝选择本身就会成为一种特殊选择，有意不选择的结果是将历史叙述为“反复无常”的过程，从而不自觉地陷入讽刺剧模式。由于历史话语在情节化过程中呈现出与文学话语相同的模式，因此，对历史话语也应进行文学的批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要以文学批评代替历史研究，而是要通过这种逆向剥离过程，揭示情节编排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而对历史进行反省批判而不是认可放行。

历史话语中必然包含着史家的论证解释，传统观点大多区分出“事实”的意义层与“解释”的意义层，但这种区分掩盖了做出如上区分的难度。实际上，在历史话语中呈现出的“事实”及其存在方式，只是被挑选、涂抹和解释之后的有用话语，但其被解释之后所呈现出的模式是有限的。怀特借用鉴佩珀《世界的假设》里的“世界类型”划分，将解释模式归为四种：形式型（通过客观描述事件而解释）、机械型（通过将局部确定为“因”来解释作为“果”的其他部分）、有机型（通过将各种条件联系起来而解释）以及语境型（通过描述事件得以发生的环境而解释）。历史学家必然在这四种范式中选择，其依据则在于历史学家就历史知识的性质所采取的不同立场。(www.xing528.com)

历史学家在选择特定叙述形式时就已经具有了一般意识形态倾向，包括对人文社会学科之科学性的态度、对社会现状及其改造可能性的观念、对改变社会的方向及手段的构想以及历史学家的时间取向等。怀特归纳出可供选择的四种基本立场：无政府主义（否认制度权威）、保守主义（极力维持现状）、激进主义（要求改变现状）和自由主义（相信理性权威），认为史家选择的理由与其说是认识论的，不如说是审美的和道德的；因而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每种意识形态争取以科学名义把自己的一得之见说成“现实本身”的重要环节。

在如上四个四重模式中，任一模式中的任一因素并不与其他模式中的任一因素随意相容，但也并不总是一一对应地出现在具体历史著作之中。正是它们之间组合关系的千变万化，才造成了历史著作的千姿百态。而怀特本人的著作则倾向于“反讽”系列。

“元历史”以文学理论的特定模式说明历史话语的潜在结构，代表了史学研究的形式主义倾向，但这种作为内容而存在的形式，揭示了语言模式、历史环境、认识条件以及学术体制对历史话语的制约，呈现出历史自身的“历史性”；而且打通了历史话语的叙事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勾连互渗的渠道，探索了模式描述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诸多技术难题，拆除了学科壁垒，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各学科自我反思扫清了道路。它不仅将怀特缔造为历史哲学家和前卫的文学批评家，也为人文学科研究确立了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体系。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