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向”是用来标识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即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换句话说，语言不仅被看成是传统哲学的症结所在，同时也是哲学要进一步发展所必然面对的根本问题，由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紧密关联，哲学运思过程在相当程度上被语言问题所替换。
“语言转向”作为一个术语最早是由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在《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 1964）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构成了语言学的转向，语言成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与理想语言哲学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发点。但使这个说法得到广泛流传和认同的，则主要缘于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一书的出版。总体来看，两位学者对哲学新动向的总结针对的主要是英美分析哲学，其中包括作为先行者的弗雷格、罗素，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影响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和维也纳学派以及后来的逻辑实用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他们共同展示了哲学研究中语言分析的不同方法和阶段。
分析哲学家大多是数理方面的科学家，在追求科学性方面承袭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即力图在语言、意义和实在之间达到统一。语言的意义必须通过经验证实来作为其可靠性的基础。弗雷格提出的“逻辑哲学研究三原则”：即反心理主义原则、语义整体原则及反形而上学原则正是这种追求的产物。罗素进一步强调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并力图从自然语言中提炼出具有逻辑可靠性的理想人工语言，以解决语法结构同其逻辑结构不一致的问题。前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日常语言是一种不完满的充满歧义的领域，也是传统形而上学误入歧途的原因，因此他也力图建立一种以可靠的逻辑为中心的理想人工语言。维也纳学派继承了人工语言的思路，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还曾设想过两种较为具体的方案。而以剑桥和牛津大学为中心的日常语言学派则认为哲学的问题主要产生于日常语言的误用，因此只需要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就可以澄清其使用上的混乱。
分析哲学是在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产生的，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些无法为经验证实的语言命题被宣告为非科学的和无意义的命题。传统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真理言说系统，其语言必然包含超越于经验的指向，“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本身所意味的即是这种超越性，因此分析哲学的科学性要求最终划分出两个世界，即可以用可靠的语言或有意义的命题进行表达的部分和无法进行可靠表达的“无意义”的部分，因为它超出经验证实的可能性，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部分。
分析哲学对逻辑的实证性追求必然导致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卡尔纳普还明确地倡导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不仅如此，分析哲学实际上意味着哲学研究性质的改变，即哲学变成一种语言批判活动而不是某种理论的建立。语言的逻辑分析和命题意义的澄清变成了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仍然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或者“哲学是一种通过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而进行的治疗性的活动”。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最终转变为一种分析性的语言哲学。
英美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虽然突出地代表了20世纪哲学的总体特征，并且是这一术语得以产生的具体原因，但并不是这一“转向”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中较为极端的那一部分。继承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哲学实际上同样走上了集中关注语言、乃至把语言“本体化”的道路。这又分为两条线路，一个是从现象学开始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线路对语言的关注，一个是受索绪尔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线路。(www.xing528.com)
就前一个线路而言，胡塞尔认为语言的意义仍然来自语言符号之外，这一点与分析哲学一样，只是这一外在来源主要与意向性相关；而英伽顿明确指出词句意义的指向是意向性客体，而不是真实客体；海德格尔在某种意义上直接面对的是维特根斯坦认为的那个必须“保持沉默”的领域，他认为意义就在于语言之中，“语言是存在之家”，只不过这语言不是人工语言，也不是日常语言，而是“诗语言”，即本真状态的语言或者“原语言”。在后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中，语言实际上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语言成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成为存在的寄身场所和人拥有世界的根本方式。
就后一个线路而言，语言意义问题也同样成为关注中心，其直接起点是索绪尔符号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包括了广义的语言即意义表达系统。但是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线路不同的是，语言的意义在这里不是来自语言外部，而是来自语言符号自身。索绪尔首先从符号的差异产生意义的角度为这一线路的哲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线路不只是否定语言表达超验意义的可能性问题，而是否定一切意义的外在可靠性，即对语言符号的“起源”神话的否定。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中，语言活动被看成是能指符号自身的“游戏”，从而使语言符号具有了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传统形而上学不止是转变为语言哲学，而是在这里转变为一种较为极端的符号哲学。显然，在这一线路中，语言意义不仅与外在来源没有可靠的联系，同时也与现象学强调的主体内在来源无关，巴特认为“作者已死”、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语言符号取得了它独立的中心地位，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语言转向”。
我们看到，“语言转向”在狭义上讲与分析哲学和语言学直接相关，因此“linguistic turn”最初的意义实际上是“语言学转向”；但是从广义上看，它的深度已经涉及符号和表意系统整体，而广度上则包括了欧美现代哲学的整体趋势，因此这一转向也可以认为是西方哲学整体的“语言转向”，对后来的哲学研究影响深远，今天的哲学家已经很难直接去探讨纯粹的哲学运思，而是必须面对各种文化意义领域与语言或者其他指意符号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早就认为，使用符号的能力乃是思想的根本要素，从这个角度说，皮尔斯应该是最早预言了“语言转向”的一位哲学家。
从横向看，“语言转向”直接导源于数理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从纵的方向看，“语言转向”实际上是现代哲学方法论转向的一个结果，无论是第一、二代实证主义的经验归纳还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都首先意味着现代哲学的方法论转换，其次才是语言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的出台并取得中心地位。由于语言联系着主体与客体、联系着本体论领域和认识论领域，因此这一转向并非真正与传统哲学异质，而只是从一种新视角来重新探讨传统哲学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初衷很难说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真正拒绝。只不过在结果上“语言转向”展示了把形而上学科学化的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但乐观地看，“语言转向”也反过来标明了人类语言与科学化表达对于形而上学的无力，因此它恰恰更为鲜明地突出了形而上学独立和超越于人类经验范式的价值和意义。
（李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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