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古典思想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黑色胆汁’的忧郁气质决定卓越精神”的论点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的忧郁观。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液体病理学中的性格理论认为人体内过分的干燥和寒冷造就了嫉妒、悲哀、贪婪、贪吃、不忠诚、胆怯和面色如土的忧郁者。此外，忧郁增进预言能力、忧郁的天才特别容易体现在预言活动中的看法古已有之，人们通常会认为复仇情绪、灵感、梦幻、诱惑、预感、征兆皆为忧郁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忧郁论与占星术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土星的影响能够控制忧郁性情之说深入人心。这种学说认为，忧郁者的内省与土星有关，原因在于土星是距离日常生活最高和最远的行星，是一切深邃思辨的创始者，因此可以从外部把灵魂招至内在的世界，使其上升到更高的位置，从而缔造掌握终极知识和预言的天才。然而，土星内含的矛盾精神一方面与人以智慧和思辨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赋予灵魂懒惰和迟钝。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受土星影响的忧郁的重新阐释作为一种天才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这个不惜一切代价接近自然奥秘的时代来说，忧郁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在发现土星的精神力量的同时逃避疯癫，解决方案就是把崇高的忧郁即英雄的忧郁与普通有害的忧郁区别开来，并且把身体和灵魂的严格训练与占星术的魔法结合起来。
巴罗克时期，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一书中论述了忧郁的定义、起因、症状和诊治，特别分析了爱的忧郁和宗教忧郁，为巴罗克时代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材料。伯顿认为，忧郁是知识人性格的主干，不满足于现状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忧郁。忧郁者不行动，与活动、劳动、工作、勤奋、前进等近代资本主义的日常精神气质无缘。他们迟疑踌躇、不能决断，哪一个选择都不能舍弃，但任意选择又都不满意。
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重要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1925）中指出，忧郁论在一些古代寓意画中变得清晰起来，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阐释首先把这些学说赋予了寓意画，其中丢勒的铜版画《忧郁》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巴罗克忧郁的时代情绪。
本雅明进一步指出，在巴罗克悲悼剧中，沉思忧郁是悲悼的首要特点。中世纪忧郁的学者形象成为剧作的一个决定因素被移植到君主身上。君主成为忧郁者的最高典型。人的脆弱在此暴露无遗，连专制君主也不免如此，他们的意志也逐渐被忧郁情绪所消磨。宫廷和地狱别无二致，是个永远悲惨之地。“哪里有权杖，哪里就有恐惧”、“悲哀的忧郁大多寓于宫廷”是悲悼剧中常见的警句。因恐惧而颤抖作为忧郁的标志控制了君主，备受折磨的君主往往以陷入狂暴的疯癫而告终。由于土星使人冷漠忧郁、行动迟缓，君主的优柔寡断无非就是受土星影响的懒惰，其心灵的懒惰导致王权的丧失。(www.xing528.com)
在德国悲悼剧中，典型的态度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因此其决定因素就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忧郁意象，这使它不能成功地构想出适合两个时代的人物形象。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从巴罗克僵死的忧郁者身上碰撞出基督教的火花，哈姆雷特的身上具有土星的上升和懒惰的标记，忧郁的自我专注只有在这位王子身上才能达到基督教的高度。哈姆雷特的生命，即他悲悼的典型客体，在消失之前就已承担起基督教的天命，在基督教的怀抱中，他的悲悼形象变成了一种蒙受上帝恩宠的生命存在。本雅明认为，德国产生不了哈姆雷特，因为德国悲悼剧从来不能赋予自己新的生命，不能在自身内部唤起明确的自我意识。
现代精神分析学对忧郁的关注由来已久。弗洛伊德认为，忧郁有别于意识到失去之物的悲哀，它与某种模糊的对象丧失有关。忧郁的精神症状是深刻痛苦的郁闷、对外界的兴趣缺乏、爱的能力丧失、行动受阻并伴随着内疚悔恨、自责自嘲和情绪低落。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研究，建立了自己的忧郁论。她在分析临床病例的基础上，探讨了忧郁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表现形态，着重论述了忧郁与宗教和神秘主义的关系、女性的性别特征与忧郁的关系、诗歌的语言活动与忧郁的关系以及转化忧郁的机制问题。由此可见，忧郁在当代理论视野中所涉及的领域之广。
（曹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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