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和转喻是传统修辞学中的两种基本的比喻类型。隐喻是指用通常（字面）意义上表示某种事物、特性或行为的词来指代另一种事物或特性或行为，其形式不是比较而是认同。比如莎士比亚的诗句“朱丽叶是太阳”就是一个隐喻，因为莎士比亚通过把朱丽叶比作太阳来描绘她的光芒四射的美，却没有用“像”这个词来指明这一类比。转喻是指用一个词来指代它在字面上并不指称但却与之紧密联系的对象。这种联系可以是物理性的邻接（例如用“三十张帆”来表示“三十艘船”），但也不尽然（例如用“我没有读过莎士比亚”来表示“我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写的东西”）。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俄裔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通过其创造性的研究，使隐喻和转喻从两种修辞形式转变为语言的两种基本运作机制。1956年，雅各布森发表了一篇研究失语症的重要论文：《语言的两个方面和失语症的两种类型》（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他发现失语症这种语言错乱现象中的两种主要的（并且对立的）组合错乱（“相似性错乱”和“邻接性错乱”）竟然和两种基本修辞即隐喻和转喻紧密相关。在他看来，这两种修辞都是“等值”的，因为它们都独特地提出了一个与己不同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同形成修辞格主体的实体相比具有“同等的”地位。因此，在隐喻“汽车甲壳虫般地行驶”中，甲壳虫的运动和汽车的运动“等值”，而在转喻性的短语“白宫在考虑一项新政策”中，特定的建筑和美国总统是“等值的”。广义地说，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汽车的运动）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词（甲壳虫的运动）之间提出的相似性或类比作为基础的。而转喻则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总统）和它“邻接的”代用词（总统生活的地方）之间进行的接近的（或“相继的”）联想作为基调。用索绪尔的概念来说，隐喻从本质上讲一般是“联想式的”，它探讨语言的“垂直”关系；而转喻从本质上讲一般是“横向组合的”，它探讨语言的“平面的”关系。
雅各布森把隐喻和转喻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它们为语言符号得以形成的选择和组合这一双重过程打下坚固的基础：“特定的话语（信息）是从所有的组成因素（代码）的库存中选择出来的各种组成因素（句子、词、音位，等等）的组合。”正如索绪尔所说的那样，这种信息是由“平面的”运动和“垂直的”运动结合而成的。“平面的”运动把词语组合在一起，“垂直的”运动则从语言现有的库存或“内部贮藏室”中选择具体的词。组合的（或句段的）过程表现在邻接性（把一个词置于另一词的旁边）中，它的方式因而是转喻的。选择的（或联想的）过程表现在相似性（一个词或概念和另外的词或概念“相似”）中，它的方式因而是隐喻的。因此可以说，隐喻和转喻的对立其实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它的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和历时性模式（它的序列的、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关系）的根本对立的本质。隐喻和转喻构成了语言的两种基本向度，它们表明了语言是怎样工作的。隐喻和转喻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选择的/联想的共时性的向度举例来说，在“我是教师”这个句子中，“我”和“是”这两个词的关系是转喻的关系，而“医生”或“律师”等可以取代“教师”则依赖于它们之间的隐喻关系。隐喻和转喻共同构成了具体话语的意指关系的生产方式。
雅各布森还把隐喻和转喻运用于文学风格学的研究。他发现，语言中隐喻和转喻过程的区别不仅在语言的个别表达层次上，而且在更大的话语模式上都可看到。因此，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话语都是根据相似或邻接关系——也就是根据隐喻或转喻思维过程——来转换主题的。而不同的文学风格可根据它们对哪一种过程的偏好来加以区别。他指出，本质上由邻接性促成的散文往往倾向于转喻，而有格律押韵和强调相似性的诗歌则偏向于隐喻；现实主义的作品是转喻性的，而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则是隐喻性的。
雅各布森对隐喻和转喻的重新阐释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对其他理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雅克·拉康将隐喻和转喻模式引入其精神分析研究中，遵循的就是雅克布森的阐释。根据雅各布森将隐喻和转喻分别等同于语言的纵向选择轴和横向组合轴，拉康把隐喻界定为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或一个能指取代另一个能指，而把转喻界定为能指链中一个能指和另一个能指间的历时关系。在拉康看来，隐喻和转喻这两种语言运作机制可用于一种特殊的语言——即作为“大他者的话语”的无意识的分析中。他认为隐喻和转喻分别对应于弗洛伊德在分析“梦工作”时所揭示的压缩和移置的机制：“‘verdichtung’，或‘压缩’（condensation），是能指的重叠结构，隐喻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域，而且它的名称将‘Dichtung’一词压缩在自己里面，显示这一机制与诗是性质一致的，以致它包含了诗所特有的传统功能。在‘verschiebung’，即‘移置’的情况中，这一德语词更接近于我们在转喻中所看到的意指关系的转向的观念。自从它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之后，它就被看作无意识用来挫败审查的最合适的手段。”(www.xing528.com)
弗洛伊德的压缩机制，使许多梦思想变形合成为显梦中的一个单一的新项，这类似于隐喻的过程。同样地，移置机制使隐蔽的梦思想的某些特征与显梦的截然不同的要素联系起来，类似于转喻的功能，这恰恰是因为两者都突出要素与要素、能指与能指间的关系的优先地位。这样，拉康就揭示出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实质上是解释它们的“语言结构”。他因而颠覆了视无意识为被压抑的原始本能的通常看法：“无意识既不是初始的，也不是本能的；它所知道的基本的东西只是能指的基本要素。”“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无意识是一条能指链。”“梦工作遵从的是能指的法则。”而这些正是拉康的著名命题“无意识像一种语言一样地被结构”的含义。
按拉康的看法，语言的分析机制同样也可用于神经病症候和一般欲望。拉康论证说：“隐喻的双重引发的机制正是症候在分析的意义上被决定的机制。……一个症候是一个隐喻，其中肉体或机能被当作一个意指的要素。”而拉康强调这种说法本身却并不是隐喻。可以说，一个神经症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取代某个其他的能指的能指，而这个其他的能指因其没有在个体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实际上是被压制在无意识中的。因此，在精神分析对话的过程中，必须使这个被压制的能指从持存于受分析者行为的其他要素间的转喻关系中再现出来，从而把这整个行为理解为一个能指链。
拉康把转喻描述为一个沿着能指链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的历时运动，因为一个能指在一种意义的永远延搁中不断地指涉另一个能指。欲望的特征恰恰也是同样的无止境的不断延搁的过程，因为欲望总是“对别的东西的欲望”，欲望的对象一旦被得到，它就不再是可欲的了，而主体的欲望又会集中在另一个对象上。所以拉康写道：“欲望是一个转喻。”
（严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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