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关键词：意识形态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意识形态”多被当作某一阶级（政党）的政治思想观念或倾向来使用，以致不少人总是将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混为一谈，却很少关注这一概念所依附的哲学史框架和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一词在今天更多地与贬义（如神秘化、虚幻或欺骗）相关联，但它最初是作为启蒙主义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理性概念被提出来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是第一个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观念学”，即通过对观念进行唯物的、科学的精确描绘和研究而得到的知识。后来由于拿破仑将托拉西们污蔑地称之为“意识形态家（ideologue）”，才使这一概念蒙上了虚假、空洞的意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于意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探讨，揭示出这些意识形式对现实世界的异化和对主体的虚伪教化，这对“意识形态”含义的转折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的费尔巴哈对宗教这种最具异化特征的意识形式进行的彻底批判，都为人们揭示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提供了自信心和思想条件。

真正对意识形态概念发生革命性影响的人是马克思。他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昭示出马克思主义探讨意识形态的两条理论途径。一条是通过理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最终发展成《资本论》那样的经济学—哲学专著；另一条则是通过对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创立新的意识形态观，以指导无产者进行工人运动或暴动的政治行动实践。前者更重视意识形态的真假认识价值，后者更注重意识形态的社会改造效果。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看法紧密相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一般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社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我们应该揭穿和批判的幻象。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意识形态的内容被具体化，指的是创建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深入，马克思已经不再将意识形态简单看成带有贬义色彩的虚假（歪曲）幻象，而更重视从唯物史观为意识形态定位，更重视揭示构成意识形态虚假性或歪曲性的社会关系根源。换句话说，就是不再纠缠于对意识形态想象是否真实的追究和批判，而更加重视揭露和消灭造成意识形态虚伪性的真实（物质）条件。马克思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生成和运作得以依赖的社会物质关系，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使自己的存在更具合法性而采用的种种话语策略和隐蔽手法。

马克思之后的革命哲学家列宁、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阿尔都塞也从不同程度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出于建立新政权的需要，列宁开始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描述性的概念（有别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批判观念），将意识形态看作配合阶级专政的附带内容，并将意识形态实践工作正式纳入新社会制度的建设当中。而葛兰西却发现，意识形态在西欧社会远比列宁所说的要复杂，意识形态分布在哲学、宗教、常识和民间传说各个层次的意识形式当中，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他将上层建筑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可被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说的‘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采取的是暴力形式；而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等构成，以意识形态或舆论方式得以维持。以这种划分为基础，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领导权理论，将意识形态基本上看成是争夺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或“智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权”的斗争平台和阵地。葛兰西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调，到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左翼学术（尤其是英国的文化研究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葛兰西之后，对意识形态理论有重大推进的当属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他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外在特征和社会职能，更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主体与自身的一种“想象”性关系在社会生产活动当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将意识形态理论转移到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和社会生产理论当中，将意识形态看成一种附着在一定机制上、对个体有构造作用的生产活动，从而摆脱了长期以来对意识形态真假问题的静态认识论理解，将意识形态问题引入到对于主体身份建构的探讨。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基本明确了意识形态依附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及运作方式，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所起的特殊功用，形成了他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看法：即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处不在、略显神秘而又时时发挥着现实功用的物质性存在，是渗透和弥漫于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的建构主体的活动。为了凸显主体在被建构过程中还有一定的主动性空间，阿尔都塞的弟子米歇尔·佩舒（Michel Pêcheux）随后提出了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说法。福柯尽管拒绝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他对于权力概念、对于权力与知识共谋关系的强调，对于话语建构效能的强调，显然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主体建构理论有深层的关联。

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则更多是从意识形态的消极社会职能这一角度进行，其外延比较宽泛：不仅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而且还包括科学和技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柱——理性——本质上就是具有暴力性和操纵性的东西，它残暴地驾驭着大自然和肉体的感性的独特性。人们为了能一致地同自然界作斗争和进行生产，往往对人的本能、欲望进行压抑和管制，一切的意识形态正是为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同一性思考”的机制。这种“同一性”用一种理性的妄想抹杀了个人的独特性，将事物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无情地转化为自身的幻象，资产阶级宣扬的抽象平等交换机制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之所在。法兰克福学派由此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描述为虚假性或非真实性，并将虚假性扩展为一切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普遍特性。他们认为这种普遍性表现为操纵、欺骗大众和为统治现状辩护等消极功能，需要结合精神分析理论，对个体的精神幻象和社会文化传播行为进行更为彻底的祛魅和批判。(www.xing528.com)

雅克·拉康开创的新精神分析学说，进一步解释了个体精神幻象的生成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将主体的成长看成一个与“他者”所代表的既定秩序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标明了主体与他自己的自我或形象之间的永远也不能沟通的鸿沟”。拉康借鉴索绪尔语言学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主—奴辩证法的思想灵感，将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与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表述相联系，将语言学中能指的永恒滑动与人的欲壑难填相联系，由此发现人是一个永远无法完全清楚表述自我的未完成体，因此他对自身的认识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虚幻性。拉康的研究深化了有关意识形态与主体、意识形态与语言秩序之间关系的讨论，对阿尔都塞的主体和意识形态理论有直接的影响。

另外，卡尔·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出发对意识形态概念史进行的历史分析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先是把一切知识都看作是意识形态，继而又把意识形态与特定的党派立场分离开来，并把它们看作是对“存在的联系”的思考。既对维护现有秩序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除蔽，又对批判现存秩序的乌托邦理想进行知识学分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所探讨的方法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的解释学”，就借鉴了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提出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曼海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分析和洞察，让人们更为自觉地认识到：每一个文化文本内部似乎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迷幻，我们的研究和批判就是对这些虚幻的祛除。詹姆逊由此认为，如果这种双重视角——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曼海姆式寓意仍然非常活跃，“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解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断言在欧美知识界不绝于耳，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最具代表性。支撑这种断言的两个立论前提：一是认为意识形态与专制、同一化的极权主义有密切关联，它会随着世界政治大对立格局以及极权主义的消解而终结；二是认为意识形态运用的思维方法是科学所不容的，是一种封闭僵化的、易受操纵的带有情绪性的信仰体系，将在政治权力分散化、多元化的欧美逐渐失去激进的追随者。强调多元和差异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抛弃显得更决绝，意识形态被纯粹视为需要解构的元叙述，一种观念一旦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就会被带有犬儒色彩的后现代方式打发掉，从而渲染出一派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但是，正像阿尔都塞等人坚持的那样，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终结，它潜伏在我们四周，渗透在我们身体当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物质性的存在，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祛除萦绕在它四周的光魅。

特里·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的细致统计和梳理，认为与其将这些丰富的意义压缩成一个单一的定义，不如将“意识形态”看成是由不同的概念线索交织而成的一个文本，从这些概念线索的历史性分歧中鉴别哪些应该丢弃，哪些应该继承，这恐怕比人为地构造某些宏大完整的理论要更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理清意识形态、知识、话语及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完成真正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分析。因此，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可以用静态本质论下定义的概念，而应该从话语权力斗争的视角，将对于意识形态的讨论落实到对具体语境中的知识、话语及行为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实践上。

（孟登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