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福柯在建筑研究会上做了一篇演讲,演讲稿中文译名为《另类空间》,在1984年被发表出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异托邦的概念被提出。异托邦的阐释早于20世纪70年代人文科学的空间转向,可以说是这次空间转向的先声。福柯认为,当下时代处于一个空间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生活是由不同的点线而组成的同时性的、并列的网络版的生活。
异托邦的阐发有着相应的历史观念背景。福柯首先梳理了空间的谱系。中世纪的空间是一种定位的、局域性的等级空间。到了17世纪,等级空间被绵延空间取代。伽利略的革命首先打破的是人们的等级空间观念,日心说背后,是一个无限敞开绵延的宇宙空间。这种空间观集中体现在牛顿的绝对空间中,空间成为稳定均质的空洞载体,空间被去圣化了。到了现代,绵延空间被位置取代。我们所处时代的空间内在于位置之间的关系中,这显然与人口统计学有关,为了人口更好地生活,资源的空间分布、空间的邻近关系,都要作为数字而被统计进来。正是从关系化的位置出发,福柯认为我们绝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而是生活在诸种关系的总和中,这些关系确定了相互之间无法缩减的位置。
异托邦概念正是在关系化空间观的背景下提出的。在所有位置中,有些位置是被设计的,并与其他位置相关,但它与其他空间的关系却是颠倒、抵消和中断。这样的空间有两种,乌托邦和异托邦。乌托邦是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颠倒或完美的呈现,但乌托邦是想象中的,并不真实存在。异托邦不同于其他位置,与其他位置是颠倒或抵消的关系,但异托邦是现实中的真实位置,是实现了的乌托邦。镜子既是乌托邦又是异托邦。“我”站在镜子前,镜中呈现的影像是一个虚拟的空间,正是通过镜子,“我”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我”不在场的镜中虚拟空间中——这导致“我”在真实位置的缺席,此时,镜子是一个乌托邦;然而,镜子毕竟占据现实中的一个位置,同时,“我”在真实空间的位置也在镜中得到了折射而变得绝对真实,但这种折射必须通过镜中那个“我”所不在的虚拟点(乌托邦)来感知,这又使得“我”所在的位置变得虚幻。因此,这个非场所的场所——镜子,本身也是一个异托邦。视角在真实与虚构中折返,“我”在目光的折返中得到重构,异托邦的可述性就存在于这视角的折返中(可视之线无穷褶曲所倍增繁衍的光线体制正是异托邦本身)。
福柯对异托邦进行了功能式的分析,共六点。首先,福柯认为异托邦不适合普遍性的定义,而应该被系统描述。因为,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异托邦,异托邦形式多样,无法归类出普遍化的特征。同时,对异托邦的描述内在于对位置关系的分析中,异托邦即是一种分析策略。但总的来说,异托邦可以分为两类,即危机异托邦和偏离异托邦。危机异托邦是原始社会中供那些处于危机状态的个体停留的地方,比如老人,产妇等。到了现代,偏离异托邦逐渐取代了危机异托邦。偏离异托邦容纳行为异常的个体,比如精神病院、监狱等空间。所谓异常,是对某种社会成规的偏离,这种偏离是无法准确界定的,对于一个崇尚劳动的社会,闲暇也是一种偏离。总之,偏离异托邦是将社会无法同化的异质性个体囊括在内。
第二,同一个异托邦会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异托邦遵从同时代的文化共时性特征。墓地是一个典型的异托邦,它与其他位所都相关——每个家庭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个位置,又不同于其他空间——不同时代、民族的墓地处于同一个公墓中,公墓是一个异域的集合体。18世纪末,墓地被置于城市中心的教堂附近。受启蒙精神影响,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不死,因此开始高度重视尸体而将其置于教堂周围。到了19世纪,墓地却迁往城市边缘,迁移的原因在于,首先,人之死亡的原因与疾病纠缠在一起,疾病的蔓延与公墓主题联系在一起;其次,这种迁移对应于福柯的知识型变迁,不同于以分类和秩序为目的的古典医学,19世纪的解剖学使得人之死亡与器官的病变联系在一起。因此墓地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受到同时代文化共时性特征的影响。
第三,异托邦有能力将几个本身无法并存的空间并置在一个真实的空间内。电影院就是一个异托邦,电影院——二维空间,与其内的三维空间——屏幕,并置在一起。福柯还举了花园和地毯的例子。波斯花园中长方形空间中的四个方位,是对宇宙四方的象征,中间的喷泉象征世界的脐带,对花园四方的所有植物进行灌溉,这个花园就是一个小宇宙。如果说花园是一个对世界进行象征性呈现的地毯,那么地毯就是花园的微缩模型,并且是一个流动的花园,因为它可以被放置在不同的地方。类似的还有动物园、大型博物馆。可以看出,异托邦之内诸位置之间差异关系所承载的象征性含义,通常需要文化想象参与其中,同时,这种位置之间的差异关系通常是可见的。(www.xing528.com)
第四,对应于异托邦的是异托时。简单讲,异托时就是在同一个空间中并置两种或两种以上与真实的线性时间不同的时间片段,在这个空间中,时间也是异质性的。公墓是一个高度异托时的地方,公墓开始于生命消亡之时,同时,生命消亡对应着永生,永生开始的地方就是公墓消失的地方。异托时与异托邦的关系多样,总的来说,有两类,一类是时间之永恒积累的异托邦。在同一个空间内,不同时代的象征性物品、风俗、档案在此汇聚,比如图书馆和博物馆。博物馆是福柯笔下19世纪知识型的对应空间。另外一种异托时相对于传统线性时间更为短暂、更不稳定,表现为狂欢——节日形式。这种形式包括展览、集市、博览会,短时间内汇聚不同时代的各地珍物,并快速消散。在现代社会还有度假村这种形式。这两类异托时可以并置在一起。异托时的显现有赖于空间内诸位置之间的时间差异,有赖于异托邦与周遭空间的差异关系。
第五,异托邦有自身的开合和关闭系统,这使得异托邦既与周遭隔离又具有可渗透性。开合系统意味着异托邦不是可以自由进入的,人们需要许可或者被迫进入,比如军营和监狱。此外,还有一些异托邦尽管看起来开放,内部却隐藏着排斥。比如巴西农场的床屋,游客进入床屋的门以及卧室,其并不连通家庭活动的中央,游客虽进入了床屋,但始终是家庭空间活动的他者,被排斥在外。与此类似的还有美国的汽车旅馆。因此,异托邦的开合系统,展示了看似畅通无阻的空间中充斥着的复杂的、异质性的位置关系,而开合系统是由权力所赋予的社会规范、规则设定的,进入此空间中的个体被异托邦之内的规则规训。
第六,异托邦在与周遭空间的对比中,呈现出大致两种功能。一种异托邦作为一种幻觉空间,使周遭一切真实的空间变得虚幻,比如在妓院中,法律和伦理的界限被倒置,变得模糊。另一种异托邦则是对周遭空间的补偿,被称为补偿性异托邦。福柯举了殖民地的例子,殖民地比周遭空间更为精致和完美,是理念高度实现的场所。比如在巴拉圭的耶稣教会殖民地,民宅、公墓等空间按照十字架的形状排列,基督符号在这里被完美呈现,同时时间也被规划,人们按照教堂的钟声作息。在这里,空间是具有生产性的,空间与时间的安排,造就驯顺而有用的个体,每个人都履行着各自的义务。殖民地不过是把一整套的空间生产关系带到另一个位置。
异托邦正如那面镜子,是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位于可见与可述之间的领域中。异托邦是在与其他空间的差异关系中被谈论的,在这种颠倒或抹消的差异中我们得以洞见日常空间中习惯性叙述的漏洞。如果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叙述和话语互相缠绕和印证,那么异托邦折射的就是被扭曲的“关系”,它是权力和话语的褶子,观察此空间与彼空间的差异,就是观察关系的差异运作,观察空间的流动变异,就是观察知识与权力叙事的位移。
(战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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