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欧洲现代异化理论中某些主题，在许多世纪之前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比如，犹太—基督传统中就有所谓人类的异化的说法，即人类与上帝日益疏远。在后来的世俗政治理论中，异化指的是人逐渐疏远于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过程。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语境中，异化指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个体性的冷漠。许多学者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里肤浅得多，这导致人类难以理解和适应他人的独特性。这些异化理论潜藏着一种假定，即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和谐地生活，然而后来出现了一种断裂，导致人类与世界和社会的疏远，人类成了异乡人。这一理论往往还假定，在未来，这一异化将会被克服，人类能够重新建立与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虽然之前存在着种种有关异化的说法，然而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前人一样，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也关涉个体的无力感和自我疏远。然而，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异化状态与商品化过程联系起来，并强调资本主义与异化的必然联系。马克思在写于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论述了异化是如何从私人劳动、从商品生产中出现的。他指出，异化状态主要有四种表现：即工人被剥夺了对产品的控制、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对他本人的控制（因为他的异化了的劳动是他的存在的一个根本因素），最后阶级与阶级之间也相互疏离异化，从而将社会与阶级自身对立起来。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疏远于他们的劳动成果，而只是与它们产生契约性的关系。这一过程反过来也促使工人从自己的身体、外部自然、他们的精神生活、人类生活中异化出来。在他看来，个体将自己的劳动与劳动成果附属于一个更强大的、异在的实体，即金钱。这种与生产和生产成果疏远的异化状况意味着人也从自身中异化出去，就是说，他们无法在自己的劳动中实现自身，无法充分发展自己个性的诸多方面。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状况，其中个体面对诸种生产力无力处理自己的劳动和成功，或者说无法在这些产品中实现自己的潜能。根据这种看法，如果个体能够自由地使自己适应于他们自己所选择的任何活动，如果他们的活动和世界观不受制度的控制，那么异化就可以避免。因此，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来证明，推翻当前体制对于工人，甚至还有资本家，都有着广泛的利益关系。
显然，马克思将异化归咎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对异化的结构性原因的关注，同样也体现在韦伯和迪尔凯姆等经典社会理论家的论著中。对于韦伯而言，官僚制度是导致个体之间彼此疏远的根本原因；而对于迪尔凯姆而言，工业化的、技术化的发达社会才是异化的根源，因为它导致了规范缺失的状态，导致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冲突。
与马克思的无力感和自我疏远不同，韦伯认为异化主要是关系到无意义性和疏远感。在前现代时期，宗教通过把人们生活中的事件归置到更广大的模式中而为个体提供了意义。因此，个体可以从宗教中获得抚慰，因为宗教帮人找到意义，也为人们找到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然而，随着世界的合理性化和知识化，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合理性思想将取代宗教思想，一切事件成了纯粹经验性的事情，从而导致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空虚而又没有目的。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祛魅。韦伯将官僚制看作是合理性化的组织形式。在官僚机构里，个体日益变得微不足道，屈从于各种管理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因此，官僚化是导致异化的最重要的原因。相比马克思的理论，韦伯的异化观稍微允许对个体的需要作主观的看法。(www.xing528.com)
迪尔凯姆的异化形式，即“失范”（anomie），描写的则是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的缺失或崩溃。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的是，迪尔凯姆既从结构的观点也从个体的观点来看失范现象。他认为问题根源于日益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工业化社会中人们职责和行为的专门化。虽然他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这一过程存在着固有的危险，然而他的确看到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随着这种专门化的发展，围绕着这个生产和社会功能的体系的调节性规则将会落后于正在发生的变化，从而导致冲突而不是团结。奥尔森将这种失范形式概括为“程序性规则不足以调节一个复杂社会体系中的专门化的、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补关系”。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也讨论了其他形式的失范，并且更多地关注个体感受而不是社会结构。迪尔凯姆认为，个体欲望是无穷的，人性本质上是需要受到限制和规训的，就是说，人必须由一种高于他自身的意识所统治。这种更高的意识必须源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是高于个体的唯一的道德力量。奥尔森将这种失范形式概括为“道德规范不足以指导和控制人与群体的行动使之服务于总体的社会体系的利益”。总而言之，在迪尔凯姆的理论中，失范主要关涉缺乏调节性规范的社会的无意义性，以及缺乏创造凝聚力所需的有机团结的专门化社会的孤立性。迪尔凯姆过于强调个体对规范的需要，然而却突出了社区和凝聚对于个体认同的发展的重要性。
有关异化的更新近的讨论与这些关注异化的结构性原因的经典思想有些不同。这些新的理论更加关注异化对个体的影响和后果。像马尔库塞和波德里亚这样的现代理论家更为关注那导致个体从自由思想中异化出来的媒体、符号和意识形态的弥漫性力量。社会对个体的力量更多的是将其看作“诱惑”（seduction）而非“宰制”（domi-nation）。这些思想家更多的是强调个体之异化于他们的“真实”思想或自我，或异化于他们在社会所提供的参照框架之外的思考能力。
（凌海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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