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症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父权制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诋毁、诽谤和虐待，也可以理解成是任何社会以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女性毫无道理的恐惧和痛恨。美国女性主义者艾德丽安·瑞奇将厌女症的特征概括为“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正常化的对女性的仇恨和暴力”，具体体现在文化制度、书籍、仪式和其他行为中。
厌女症的历史可谓久远，而且是全球性普遍存在的，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中，至今依然积重难返。但是只有女性才会对这种现象有不平之声，尽管声音微弱。早在15世纪，意大利女作家克里斯廷·德·匹赞（Christine de Pizan）在《女士城之书》（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1405）中就质疑厌女症现象：“这么多不同的人，其中不乏博学之士，为什么不论是在言谈中，还是写作中都如此倾向于刻毒地侮辱女性、糟蹋她们的举止？”从《圣经》里夏娃为亚当的一根肋骨算起，世界上的宗教，不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都谴责女性，认为女性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有瑕疵，女性是狡诈邪恶的、有毁灭力的，将女性视为万恶之源和祸水，在一些文化中厌女症以极端形式出现，如裹脚、纳妾、寡妇殉葬等。
厌女症的成因很复杂，以下五种说法比较普遍。弗洛伊德派认为男性因阉割焦虑的影响而憎恨女性。按照行为主义者挫折/进攻理论的解释，进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觉醒和挫折感使男性将怒气置换到作为性对象的女性身上。精神依赖理论认为男性对女性有依赖心理，同时渴望回归，两者都体现了明显的被动性，所以憎恨女性就成了必然反应。另有人认为，男性因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无法满足，注定会失望和幻灭，因此将女性作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厌女症的成因是父权制。
厌女症得到女性主义者的广泛关注是美国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结果。按照美国女性主义者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的划分法，非主流文学的发展一般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对主流传统中盛行模式的模仿期，也是内化其艺术标准和社会角色观点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对上述主流标准的抗议期，同时倡导少数群体的权利和价值观，包括表达自治的要求。第三阶段是自我发现期，也就是摆脱对主流标准的依赖，探求自己身份的时期。根据这一划分法，揭批厌女症同女性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目标相吻合，对此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反对成为女性主义发展阶段性的目标。
就女性主义的发展轨迹来看，不同阶段女性主义作家对厌女症现象的揭露为后来厌女症研究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提供了基础。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深刻意识到厌女症的存在。写出名为《女性在智力、道德和生理上的卑微》一书的教授满怀怒气，伍尔夫从中捕捉到这同父权制的关系：“当教授过于强调女性卑微时，他更关心的不是她们的卑微地位，而是自己的优越性。那才是他有些急躁和过于重视地保护的东西，因为优越性之于他是无价之宝。”伍尔夫以莎士比亚和他的妹妹为参照物，说明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和贬抑是根深蒂固的。凯瑟琳·罗杰斯在《讨厌的助手：文学中的厌女症史》中追溯了自《圣经》以来文学中负面的女性形象，如妓女、泼妇、不像女人的女人和贪婪的母亲等，说明她们为表达和发泄厌女症情绪提供了合理的渠道。罗杰斯认为，憎恨女性在西方文化中比较普遍，男性作家的个人经历也会加深他们对于女性的排斥。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是“父权制让女性永远臣服于男性的愿望在起作用”。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通过描述男性作家作品中模式化的性描写和性原型，揭示文学作品中性别歧视意识如何发生作用，并挖掘其根源。该书被批评家誉为厌女症意象的目录。米利特认为，厌女症现象凸现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父权制对女性的仇视表现在许多方面，笑声是其一。以厌女症为特征的文学是“男性仇视女性的主要渠道，是既带激励效果，又滑稽的一种风格”，“是父权制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具有宣传蛊惑性的”。总之，厌女症的动机就是父权制对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畏惧。自罗杰斯和米利特之后，对社会各个层面中厌女症表现的申讨和清算逐渐增多，坚决反对性歧视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就。(www.xing528.com)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深入，女性主义者对厌女症的认识因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发生了变化，对如何彻底清除厌女症及其影响的看法也有差别。正常的女性对男性主导的文化中厌女症所抱的态度是怀疑男性和谨慎为事。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厌女症是异性恋关系中所固有的，它反映了男性和女性间根深蒂固的权力微积分，制约了男人和女人间的关系。她们同时认为，厌女症构建和滋长了男性气质，鼓励对女性的暴力，父权制是男性特权得以强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主张女性通过参与政治同父权制对峙。心理分析学派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男性厌恶女性的原因。弗洛伊德在《女性性欲》一文中剖析男性对女性产生厌恶情绪的根源，认为这同恋母情结遭到抑制有关。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学家认为，因为社会分配女性养育孩子，所以厌女症，或恨女人，就植根于婴儿对母亲原初的怒气中了。她们认为，只有男性从婴儿一出生就参与养育过程，才能根除厌女症。对生态女性主义者来说，自然和文化是分离的和对立的，而厌女症是根源。所以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自然/文化二元对立，希望按照女性主义理论和生态原则重新构建人类社会。黑人女性主义者对厌女症的认识多了一层种族意识。她们分析指出，因为黑人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由于肤色原因无法享受白人男性的优越感，所以将怒气发泄在黑人女性身上，使后者成为双重压迫的受害者，因此同厌女症做斗争必须同解决种族问题结合在一起。
事实证明，由于女性主义者的不断推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从性别歧视这个层面上看，厌女症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观。但是彻底摆脱厌女症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美国学者大卫·迪·戈尔莫（David D. Gilmore）指出，虽然如此，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减轻厌女症的危害。首先，应解除性隔离。其次，鼓励男性参与婴儿养育的全过程。第三，倡导通过教育改变固有的对男性女性气质的规定，鼓励个人充分发挥性格中阳刚与阴柔的特征。女性主义者的普遍认识是，在父权制统治下，只有男性具备了自我知识，只有两性结盟，厌女症的危害才能得到真正的缓解。对于女性主义者和整个社会来说，摆脱厌女症可谓任重而道远。
（单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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