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个系列讲座，讲稿于1962年结集出版，书名叫《如何以言行事》（How Do Things with Words）。按照传统的语言观，语言和行为是两码事儿，或者说，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表达抽象的意义。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开始讨论语言表达的意义和有效性问题，认为一项陈述是否有意义，可以通过验证其所陈述或说明的内容的真假而得到判断，凡不能证明其真假的陈述都是“伪陈述”，是无意义的陈述。例如，“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去年的要来得早一些”，这是对事实或状态所作的陈述，它的真假可以被质疑和验证，但是无论验证的结果是真是假，这是一项有意义的陈述。依此逻辑，“我想去北方去看雪”这句话的真假无从验证，因而就是无意义的。但是我们知道，“我想去北方去看雪”在实际语言交流中并无什么不妥，这句话并非无意义的陈述，它表达的是一种愿望意义。奥斯汀就是抓住这一点，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观提出异议。他认为，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描述事实和状态的信息，而且还在完成某些其他的行为。语言使用既是一个组词造句过程，也是一种做事行为，通俗点讲，即“言可行事”或“说话即做事”。
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面。一、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s）：语句总要说出些什么或表达些什么，描述某个事实或陈述某种意愿，等等。这个层面研究的是具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或概念，研究一般所说的字面含义。二、以言行事（ilocutionary acts）：语句在表达出字面含义的同时，在发出一串有意义的词语的同时，也完成了各种行为，譬如承诺、期待、赞同、致谢、道歉、反对、放弃、拒绝、发誓、命名、判处，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在说出些什么的同时，也是在做着些什么。三、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s）：无论陈述事实，描述状态，发出指令，还是表达意愿，言语总是会对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和后果，言语行为见到了效果，譬如让听话人高兴或使他生气，或者让听话人做某事。
应该强调的是，三个“层面”的意思不是说它们是三种不同的语句类型，而是说它们是同一语句或同一言语行为的三个层面，就像一个多棱体的各个侧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用于分析的一种概念性区分，而在实际语言交际中是糅合在一起的。例如，“列车正在进站”。按照汉语语法，词组成句，并用正确的语调说出来，描述了列车现在的状态或陈述了关于列车的一个事实，是“以言表意”。说出这句话的意图可能是提醒或督促听话人做好下车准备，这是“以言行事”。听话人离开座位，或拿起行李，开始准备下车，便是这句话产生的效果，是“以言取效”。也可以说，“以言表意”说的是一个语句的字面含义，“以言行事”类似真正用意或言外之意，“以言取效”指的是言后反应。
奥斯汀的语言理论引发了后来学者的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卓著者有J .塞尔（John Searle）、P.格赖斯（H. P. Grice）、齐肖姆（R. Chisholm）和万德勒（Zeno Ven-dler）等人，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塞尔曾经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是奥斯汀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末回美国任教。他于1969出版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79年出版的《语词和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和1982年出版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都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代表著作。塞尔引入意向性概念，指出言语行为在使用语言符号的同时，表达了说话人的意向；此外，他把一个言语行为明确界定为“语言交流最基本或最小的单位”。也就是说，能够构成或完成一个交流意向的词语就是一次言语行为；那么，甚至只说出一个词，也可以成为一个言语行为，譬如：“谢谢！”至此，言语行为理论已经形成。(www.xing528.com)
言语行为理论本来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是哲学领域内的一个问题，但是它首先进入应用语言学，成为语用学的支柱理论；后来广泛进入并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科学话语。“言即行”，言语行为理论的这一核心观点可以汇入20世纪的许多角度不同而取向相似的思想潮流，例如文化唯物主义、解构主义、文化政治分析，等等，它们都强调符号表意活动的行为性、实践性、社会性以至政治性。
（马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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