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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文化研究关键词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叙事学是托多罗夫在1969年正式提出并加以论述的概念,指“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法文“叙事学”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而构成,《大拉霍斯法语词典》解释为“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则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当然,并非所有叙事学者都认同上面的分析模式,比如布雷蒙认为格雷马斯关于叙事序列的分析不能囊括所有叙事现象。

叙事学:文化研究关键词

叙事学是托多罗夫(T. Todorov)在1969年正式提出并加以论述的概念,指“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法文“叙事学”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而构成,《大拉霍斯法语词典》解释为“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则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两种定义颇有出入,但都重视对文本叙述结构的研究。可以简单地说,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文本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柏拉图关于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看成是西方讨论叙事问题的发端。李斯特(Thomas Lister)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用这一术语来探讨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距离的问题。后来经过詹姆斯、福斯特和马克·肖尔(M. Schorer)等人的讨论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包括叙事学)最重要的术语之一。

托多罗夫综合各家论述提出了作为一门特定学问的“叙事学”,并借用语言学中的关键术语,对最小叙事单元、序列和文本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叙事中的最小单位是一些基本命题,可以是表示行动元的命题,如:“X是国王”,也可以是表示动作的命题,如“X娶了Y”。五个命题构成一个序列:表示初始平衡的命题——表示外力侵入的命题——表示失去平衡的命题——表示恢复平衡力量的命题——表示新平衡的命题。而序列按照嵌入、接续、交替等方式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叙事文本。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神话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浩如烟海的神话底下隐藏着某些永恒的普遍结构,任何特定的神话都可以被浓缩成这些结构,这就是叙事中所谓的“深层结构”,其中的变项是一些普遍的文化对立(如生/死、天堂/尘世等)和处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些深层结构将演变出具有不同价值的表层结构。

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依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对事件的功能进行了明确分类,同时提出了与这些功能相对应的人物类型。格雷马斯继承并发展了普罗普的分析模式。他将后者对民间故事的分析方法扩展到所有叙事,提出与行动相关的三对共六种“行动元”概念,即主体和客体、发送者和接收者、帮助者和阻挠者。同时他又压缩了普罗普提出的功能种类,将它们归入三种序列结构:契约型、完成型和离合型。当然,并非所有叙事学者都认同上面的分析模式,比如布雷蒙(Bremond)认为格雷马斯关于叙事序列的分析不能囊括所有叙事现象。他在肯定普罗普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叙事的基本序列由下列三个功能组合而成:表示可能发生变化的功能、表示是否实施这种变化的功能、表示变化是否实现的功能。由这三个功能组成的基本序列互相结合产生复合序列,布雷蒙列举了“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和“左右并连式”等几种常见类型。

罗兰·巴特区分了“核心”和“催化”两种功能,核心功能以其依据的行为为故事“打开或结束一个未定局面”,而催化功能表示的行为则只起连接作用。苏珊·兰瑟(Susan Lanser)将声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探讨叙述声音和女性作家写作的关系。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则将声音看成是叙事“为达到特殊效果而采取的(修辞)手段”,探讨声音在叙事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语式用来描述叙事信息调节,热奈特区分了两种调节方式,即距离控制(叙事信息数量控制)和投影控制(叙事角度控制)。这里的关键术语是聚焦者,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叙事可以采取叙述者聚焦(如全知型三人称叙事),也可以采取人物聚焦(如第一人称叙事或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事),而多数叙事都混合采用两种聚焦方式。(www.xing528.com)

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叙事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使其走出了经典形态,而进入当代形态的“后经典叙事学”。美国叙事学者杰恩(M. Jahn)评价道,今天的叙事学“是‘叙事学+X’的研究模式”,无论“X”是女性主义还是性别研究,是文化研究还是后殖民研究,“都很有研究价值”。在《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一书中,马克·柯里指出,当代叙事学“转折”的特点是“从发现到创造,从一致性到复杂性,从诗学到政治学”。他给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J .希利斯·米勒等都贴上“新叙事学”或“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标签,认为将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视为一种新叙事学是对叙事学的拯救,说明叙事学并未死亡,而是进入“后经典”阶段。

后经典叙事学使叙事学在西方得以真正复兴,依据其研究目的可以将后经典叙事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探讨(不同体裁的)叙事作品的共有特征,与经典叙事学相比,这类后经典叙事学的着眼点发生了五个方面的转移:一、从作品本身转到了读者的阐释过程。二、从符合规约的文学现象转向偏离规约的文学现象,或从文学叙事转向文学之外的叙事。三、在探讨结构规律时采用一些新的分析工具来描述不同体裁的叙事作品的结构特征。四、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了历时叙事结构,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如何影响或导致叙事结构的发展。五、从关注形式结构转为关注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

另一类后经典叙事学家以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为主要目的,其特点是承认叙事结构的稳定性和叙事规约的有效性,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概念来分析作品(有时结合分析加以修正和补充),同时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强调跨学科研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可见,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两者在叙事学内部构成一种互动共存关系。在解构主义风行、怀疑论盛行之时,有的叙事学家给“事实”、“证据”、“现实”、“结构”等统统打上了引号。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2002年第二版中说:“现在我认为,这些引号其实可能具有双重意义,既象征怀疑,又象征一种愿望,想在某种程度上保留这些遭到破坏的概念。”事实上,叙事学正是在怀疑与希望、破坏与保留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积极开拓研究领域,不断创新观念方法。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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