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概念是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queer）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而日益受到关注的。汉语的“性别”，其实对应了两个不同的英文单词：“sex”和“gender”。这两个单词虽然都常常被直译为“性别”，但其内涵却各有偏重。“sex”是指一个人出生之后，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理解的男性或女性；“gender”则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之间在形象塑造、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各种差异。由于“sex”注重的是两性区分的生理原因，而“gender”则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原因，因此“sex”又常常被翻译为“生理性别”或“自然性别”，“gender”则被译为“社会性别”。
在“gender”未被引入性别理论之前，它只是一个生僻的语法词汇，指词的阴性阳性。此时，女性主义者还只是用“sex role”来指称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传统的性别观念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异是由生理或自然因素决定的，这也就是性别的生物决定论。按照这种论点，女性“天生”就是柔弱的，顺从的，被动的，附属的，女性的活动空间应该局限在家庭之中，她的人生目的就是成为一个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毕生所受的教育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而男性则“天生”是坚强的，独立的，主动的，主导的，他活跃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除了儿子、丈夫、父亲这些血缘身份之外，他还可以拥有神甫、教师、工程师、军人等等社会身份。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并在这种参与中获得财富、地位、旁人的尊重和自我发展的成就感。
但是，这些所谓“天生”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直接从生理事实中衍生而出，而是在社会和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为了更好地说明两性差异形成的社会原因，1968年，美国心理分析学家斯托勒（Robert Stoller）出版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Sex and Gender）一书，首次用sex和gender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进行区分。借助社会性别的观念，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分析了社会文化机制是如何塑造了先在于个体的性别角色模型，并是如何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公众观念、族群认同反复“召唤”女性进入这个性别角色模型的。响应这种“召唤”的个体，一般会得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认可及奖励，并被社会接纳而成为“正常”的一员；否则，则会因其“不正常”、“变态”而遭到嘲讽、打击、挤压和排斥，成为对立于社会的反面价值的代表。盖儿·鲁宾在1975年发表的《妇女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中指出：
性/社会性别制度是把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套组织。是家族的再生产构造了社会性别身份，或者也可以说，是妇女交易再生产了男性权力和构造了社会性别身份。在男性经济中，女性被教化成了供交易使用的女性产品，这个交易的目的就是将女人归入家庭去完成所谓的自然功能。这些研究，奠定了西方妇女学的理论基础，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性别制度作为建立在男女两性区隔上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作用和意义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重要，并同样需要深入研究。对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除了能够使女性主义者加深对不合理的传统性别制度的认识之外，还为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既然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本质存在，那么为什么不能去消解掉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而建立一种更为公正合理的性别形态呢？
由此可以得知，社会性别其实就是借助生理性别差异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权力关系。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她的重要著作《至关重要的身体：论对“性”的话语限定》（Bodies that Ma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和《性别烦扰：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就借助福柯的理论对社会性别问题中的权力关系做过精辟分析。她认为“gender”是一个强制性的规范理念，它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或实事，而是一个被严密控制的物质化过程：通过各种社会文化机制对性别规范进行反复强调和申述，在个体之上不断实现性别的物质化呈现。也就是说，社会性别具有一种表演性：(www.xing528.com)
它召唤个体按照它所要求的强制性规范表现自己的性别特质。就这种意义上来说，纯粹的生理性别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总是被社会化了之后的性别。然而，尽管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截然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概念上做出界定还是有必要的。社会性别的概念能够清楚地表明，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不是自然的。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它可以被改变甚至被消除。
性别问题的提出虽然和女权运动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并不只是在面临女性问题的时候才会产生意义。与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不同，它不仅研究女性问题本身，还把男性问题和两性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现象，纳入研究视野。比如酷儿理论也是性别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queer”原来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意称呼，有“怪异”的意味，后来被性的激进派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其中含有反讽之意。酷儿理论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表达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其他不可归类的非常态性向选择的文化和政治立场，反对将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本质化。传统的性别生物决定论将性别角色本质化，认为性别是一种“自然”存在，任何逾越的行为和表现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受到排斥和惩罚。这种性别“本质”和西方社会的异性恋禁令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也就是说，生理性别所认为的最“自然”的性别状态，就是在异性恋当中形成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这种认识不仅限制了男女两性在性别气质上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成为歧视、排斥甚至动用暴力清除同性恋、易装癖和变性者的理论依据。而按照社会性别理论，性别是由性别权力机制建构而来的，并不是一种本质的存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没有人是“天生”的女人或者男人，也没有人是标准的同性恋者或者异性恋者。每个人都是易性者，每个人都有异性恋或者同性恋的潜能。按照这种思路，如果要达到自由解放，就要取消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承认每个人的双性恋潜能。这样传统性别身份的暧昧、模糊和不连贯性就昭然若揭，从而不再有力量对个体的性别和性向选择进行强制和规范。
目前，社会性别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并跨越学科边界，向交叉学科发展。在欧洲和美国，社会性别研究在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和组织发展方面都有一定建树。联合国的各种文件也多次提倡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在联合国的各种统计中，社会性别统计已成为重要的决策指标。
（徐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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