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形式的学说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而有“形式主义”之名的则是20世纪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形式观。它作为一股重要的文艺美学思潮,在20世纪形成了三次高潮:第一个10年的中期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及其30、40年代在布拉格的中兴;20年代肇始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并于40、50年代占据美国文坛主导地位的新批评派;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直到80年代走向衰落。
俄国形式主义主张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作品本身,抛弃了以往从作者、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外部角度入手的方法,使文学研究内转,给传统文艺观以毁灭性一击,实现了文学观念的革命性转折,开创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新篇章。它研究的两大重点是文学性和陌生化。文学性是文学的根本特性,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它包括文学的语言、结构和形式,包括文学的手段和方法,但不包括文学的内容。文学性不在于形象思维,而在于语言。语言分为描述的语言和被描述的语言,而后者是文学语言的特点,它的功能是唤起人对语言的感受,而非认识。文学性还在于形式,文学的本质即在于形式,传统文论对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是导致文学工具论的根源。日尔蒙斯基指出,“如果说形式成分意味着审美成分,那么,艺术中的所有内容事实上也都成为形式的现象”。什克洛夫斯基则直截了当地宣称:“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之比”,“艺术中的一切都是形式”。其形式是包含内容的全新形式,形式是发展变化的,而文学的发展演变也是形式自身发展的结果。“陌生化”是其研究的另一重点,也是最重要的程序。陌生化是一个过程,文学作品以非常规的用词打破人们的认识惯性,使人们像第一次看到它一样去感受它,从而将艺术品感受为艺术品。什克洛夫斯基说:“我们所指的有艺术性的作品,就其狭义而言,乃是指那些用特殊程序创造出来的作品,而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要使作品尽可能地被感受为艺术作品。”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进行的语言学研究,为文学研究增添了许多新范畴和新方法,扩大了这一学科的解释范围,是对西方文论史的一大贡献。
新批评派以文学作品为本体,着重研究文学作品,注重作品的内在构成及其因素,将作品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以“细读”为批评方法,对作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评论,并在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张力等方面显示文本的语义。这是一种“就文论文”式的“纯批评”,排除一切外在因素,如社会、作者、读者,且限定在一部作品的形式中,致力于建立作品本体论。在作品构成上,有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说。诗的“构架”犹如房子的结构,诗的肌质犹如房子的装修,文学则是结构与外在美的统一体。在文艺作品的内在构成各因素的协调方面,新批评派文论家有瑞恰兹的中和诗和退特的张力论。中和诗提倡对立基础上的平衡,及其引起的多元审美反应。张力则是语义学意义上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文学既要有明晰的概念意义,又要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在语言学方面,新批评从语义方面入手,着重分析语言的“含混”、“张力”、“悖论”、“反讽”等。瑞恰慈语义研究的核心是“语境”,即上下文,它限定词的意义,揭示词的多义性。他区分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一个是政治的、逻辑的,一个是情感的、联想的乃至虚构的,具有多义性和含混性。语言的含混带来的美感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
新批评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形式语言观的进一步探索和扩大,它完成了从外在研究到内在研究的转折,西方形式派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过渡形态。
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发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标志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萌动的开始。法国结构主义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直接思想渊源可追溯到索绪尔与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观点,以及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文艺美学观。结构主义者运用“二项对立”的分析方法,对客体进行重构,强调整体模式研究,注意现象之间的关系,挖掘其深层模式。他们的研究领域从语言到非语言、从文本到非文本和整个社会生活。结构主义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www.xing528.com)
语言学的霸权地位,永恒存在的结构观,普遍适用的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人物。斯特劳斯运用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的“功能与结构观”分析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神话学研究,他分割情节要素,然后重组编排,以寻求意义的产生模式。在他看来,研究神话主要是揭示隐藏在神话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层结构,从中可以找到对全人类的心理都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巴特则认为,写作是作家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写作是独立自足的,绝不是交流的工具,也不是一条只有语言的意图性在其上来来去去的敞开大道。字词实际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意义。“零度写作”也就是中性写作,一种毫不动心的、纯洁的写作,去掉了语言的社会性。“作者之死”则奠基于互文性观念,互文性取消了作品的原创性,直接导致作者死亡。作者已死,读者得到了关注,“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写作的意义在于读者对结构的多次编织和重构,意义产生的过程比意义本身更重要。
结构主义强调对文学史的内在结构和审美现象做深层的模式化研究,突出了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构成性”,但这个自在自为的结构排斥非结构的其他系统,忽视社会实践和人类历史发展与模式的内在联系,是一种反主体、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的思想观念。它既表现了对艺术创造作用的轻视和排斥,也显示出对语言学的泛化和滥用。
形式主义掀起了一场形式的轩然大波,对旧有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突出了研究对象和方法中久被忽视的方面和角度。这种转向“形式结构”而排斥历史内容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不期而然地遭遇了“历史的铁门限”,在“历史文化转向”的批评潮流面前,渐渐退到了理论后台,但其观念方法同时也渗透到这个新批评潮流的毛孔和血脉之中了。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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