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的特点之一可以概括为“反形而上学”。无论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欧洲大陆的存在主义,还是当今的后现代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按照海德格尔的讲法,整个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尼采,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反过来也可以说,形而上学就是西方哲学两千年传统的核心。塑造西方思想与其他文化的思想的差异之处正在于西方哲学是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其他的文化是非哲学的文化,或者说是非形而上学的思想。当20世纪西方哲学试图克服西方哲学传统的危机之时,它正在探求各种“非形而上学思想”(海德格尔)、“后形而上学思想”(哈贝马斯)或“后哲学文化”(罗蒂)。
“形而上学”一词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继承人安德罗尼科在编辑亚里士多德十四卷哲学著作时所用的名称,意思是编排在物理学著作之后。于是,这个本来用于编辑的术语“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就成了亚里士多德的书名。中文将其译为“形而上学”,取自《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考察万物的本原或原因。亚里士多德把这一研究称为“第一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他的哲学研究的核心。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与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17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苏亚雷斯最后将这个体系从概念到原理加以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包括四大组成部分:本体论部分是关于存在的理论,心理学是关于灵魂的理论,宇宙论是关于世界的理论以及神学是关于上帝的理论。形而上学是整个西方哲学极其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康德是最早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体系进行批判的现代哲学家,尤其是针对德国的莱布尼茨—吴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康德将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称之为“教条主义”。然而,康德的努力并不是想以怀疑论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相反,他试图在对纯粹理性的批判的基础之上重建“自然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的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三个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都将建构一个更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视为己任。对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真正进行摧毁性批判的是尼采。在尼采之后,没有人能再坚持形而上学体系的必要性了。
形而上学在20世纪的覆灭归因于两大哲学潮流,一个是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整个英美分析哲学,另一个是存在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解释学。
传统的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是无法为科学经验所证实的,与宗教信仰差不多是同一类的东西。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入手去分析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灵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言说的东西”,其结果是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统统视为不可证实的命题,甚至是也不能被经验检验或证伪的命题,它们只表达了某种情感,但却毫无意义。即使是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也仅限于将形而上学视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而已。英美的分析哲学运动整个都是拒斥形而上学的。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与他们所尊崇的维特根斯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维特根斯坦试图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是为思想的语言表达划一个界限。可以言说的是经验世界,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无论是逻辑结构本身,还是伦理与美,无论是自我,还是神圣的东西,这些神秘之物都不能言说。但是,我们却可以显示它们的存在。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去显示和体验这些不可言说的事物,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只是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结果只能是一些无法被证实的无真假无意义的言说。但是,他从未否认,形而上学的空间或维度并不存在,或者并不重要,相反,维特根斯坦认为它非常重要。这是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实证主义截然不同之处。(www.xing528.com)
与英美分析哲学运动拒斥形而上学的理由不同,海德格尔是从存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向推进尼采的事业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一方面是要建立基础本体论,另一方面就是“解构形而上学的历史”。基础的本体论或“此在的形而上学”这一名称表明,海德格尔仍然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就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作的努力一样。但是,海德格尔提出的解构形而上学的任务最终战胜了建立一个“此在的形而上学”的构想。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疑是海德格尔的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事业的最激进的推进者。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机制》(1957)中断定,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y)。这一判断看起来是断言西方的形而上学就是希腊本体论和基督教神学两种文化或两种思维方式的统一,实际上,海德格尔却另有深意。尽管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之中,时而是本体论作为第一科学,时而是神学作为第一科学,但是,人们一直没有看出来,形而上学的秘密就在于二者在深层上的统一。因为,形而上学研究所有的存在者,它要给整个世界一个根据或最终的原因,而这一根据或最终的原因又总被设定为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即上帝。因此,思考存在者整体即世界的本体论和思考最高存在者即上帝的神学从来就不可分。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尼采的形而上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本体论神学。德里达进而将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视为“始源学—目的论—末世论—本体论—神学”(onto-theo-archeo-telo-es-chatology)。
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作为“无根据的游戏”和“本体论的差异”的“存在的真理”就已经被遗忘了。从此,形而上学就变成了对根据和原因的追求,一直到当代的技术时代都是如此。它最终将所有存在者都视为同质的和整体的,它们的根据在于一个其根据在自身之中的“自因”即上帝之中。正是基于这种机制,上帝必然要在形而上学之中成为最高的存在者,成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奠基和完成者,成为所有存在者的根据。无论是第一因,还是自因,无论是实体,还是主体,无论是意志,还是最高价值……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机制的不同命名,其实质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此而言,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哲学所设定的权力意志仍是一种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晚年追求一种既非本体论又非神学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思想。
然而,与后现代主义者颇为不同的是,海德格尔认为,不能简单地拒斥形而上学,或简单地宣布形而上学无意义或无用,因为技术时代就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结果,它不因人们的拒斥而存在或消失。只有进入形而上学的深层基础之中,看到形而上学的界限,从非形而上学中给西方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找到新的根基,才能克服西方形而上学及其技术时代的后果。海德格尔认为恰恰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导致了现代技术统治地球的虚无主义的命运,因此,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鞭尸的行动,而应视为对西方现代性起源前所未有的深入的批判。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对西方历史命运的沉思,是对西方的新的开端的可能性的期待。形而上学并不会因为简单的拒斥和抨击而过去,相反它早已深深扎根于那些看起来宣称已与它决裂的日常语言、各种科学的和哲学的话语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之中。只有对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进行彻底的清理,才能使人从根本上摆脱渗透于整个西方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各种生活领域中的形而上学思维和形而上学文化。这就是海德格尔批判形而上学的与众不同之处。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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