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文化研究关键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图尔（Bruno Latour）与卡隆（Michel Callon）、劳（John Law）等人共同创立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 T），并通过以下著作发展了AN T:《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 1987）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法国的巴斯德化》（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1988）与《阿拉米斯或技术之爱》（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1996）讨论AN T范例与研究方法；《潘多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 1999）是AN T认识论层面的个案研究；《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been Modern, 1993）侧重AN T本体论建构；《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 2004）和《重聚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 2005）讨论了物的议会与准主体；《存在模式研究》（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2012）则对AN T作了重要的修正。

AN T最初是科技研究领域（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 T S）的理论成果，由于该理论打破了二元论的两分逻辑，试图衔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将科学研究看作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理论影响逐渐溢出S T S，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都产生启迪。AN T基本内涵在于：世界是处于不断生成之中的网络，其中行动者是节点，网络是关系；行动者可以是人或非人，不必要有预先确定的本质，换句话说，人或者非人没有分别、都具有对称的能动性。AN T没有否认人的能动性，只是强调该属性不为人所独有，这就是AN T最为重要的核心原则——广义对称性原则。

AN T的广义对称不是人类与非人类要素之间建立某种荒唐的对称性，只是意味着不在人类的故意行为和偶然关系的物质世界中施加一种先验的、虚假的不对称。其最吸引人的理论洞见在于承认非人因素（物质）具有与人类因素一样的能动性。拉图尔拒绝“主体”、“客体”区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使用“人”、“非人”行动者来表述行动者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特点。与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一样，作为网络节点的非人行动者（物）从网络获得力量，其建构过程凝结了各种关系。可这一过程却被藏匿（用拉图尔的话说就是“黑箱化”、“点化”、“折叠”），行动者的行动之名变成了物之名。AN T认为行动者行动时，是谁或者是什么在行动，其实并不明确，因此不妨将某物的在场视作许多其他物的缺席，也就是黑箱网络。通过分析物被黑箱化的过程，拉图尔揭示出“物的本质是实存，实存就是行动”。

AN T中的行动者同时也是网络——作为行动者，它指代的是已经被隐藏起来的网络；作为一段网络，它又只能以行动者的方式展现出来。AN T的“网络”不是可以描述出的网络（物之名），而是被用来制造该描述的网络（行动之名），换言之，AN T中的网络是动态且不断变换的概念，网络（net-work）是网（net）与活动（work）的结合，它是一种行动（work），不仅仅是连接（net）。非人行动者（物）本身就是各种行动者的集结，或者说网络这种集结解释了物，界定了物。这种对物的界定与理解实质是关系主义的界定方式，此外，这一新唯物论的解释方式抛弃了用B解释A的因果模型，体现出非还原性原则：“万物，就其自身而言，既非可还原又非不可还原到他物”，从而取消了二元论强烈的还原主义色彩。

在拉图尔看来，AN T中具有最根本地位的不再是某种实体或者实体之间的混合物，而是实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切变化的根源，社会的本质被定义为联系，因而AN T是一种关系本体论。拉图尔还认为，不存在主体与客体，所有主体或客体都是混杂、流变的“准\类客体”（quasi-object），社会形成于混杂物网络或异质性元素，因此AN T的本体论也称作混合式本体论。不同于现代性所推崇的单一本体论，拉图尔去除了一切稳定的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试图摆脱传统本体论的束缚，因此，AN T的关系式、混合式本体论也是多元本体论、可变本体论，体现出对生成性（becoming）的强调，即通过描述实践运动来克服二元论。AN T体现了拉图尔的后二元论式生成科学观、“去中心化的”后人类主义哲学。

拉图尔一直强调：AN T不是一个工具，不是那种拿来应用的工具，而是可以让研究者用来生产一些用其他理论都从未得到的效果。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自然（非人）或者社会（人）决定科学的优先权都失去了意义，两者具有同样的地位。科学变为异质网络，物的集合制造我们生存的世界，作为物之集结的行动者因而成为研究者学习、研究、解释、批评的目标。正如行动者无法被化约为任何其他的东西，不存在以隐蔽的方式行动的无形实体。真正的行动者一定会留痕，也就是说行动者一定要造成某种改变才是行动者。由是观之，对科学研究者来说，“立场”与“从任何地方观察”没有差异，“主观诠释”（诠释社会学）与“客观解释”（客观主义社会学）之间也没有差异。因此，所谓“主观”的解释并不受到主观限制，而客观的东西很多情况下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严格来讲，AN T更像是一种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某种分析框架的理论视野，是一种方法论而非理论框架。拉图尔把科学理解为动词，科学活动是行动者网络，是行动中的科学，其中充满事件。科学是行动中、创制中的科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描述的意义在于描述本身；绘画的意义在于绘画本身”。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对AN T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科学是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物质）共同作用的领域。在这一网络中，人的力量与非人的力量相互交织并共同进化。在AN T的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对称存在、平分秋色。任何一方都是科学的内在构成，因此只能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www.xing528.com)

从科学研究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可以看到拉图尔维持自然和社会之间平衡的努力，通过分析物建构的过程，拉图尔将科学带入政治，他的新唯物主义政治批评认为世界本质是集体的世界、“物的议会”，从而驳斥了西方将自然界（物质世界）划分在公共生活（人的生活）之外的旧政治体制。他继而指出，传统唯物论都是观念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分是虚假的，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政治在现实中相互渗透、相互界定。拉图尔使用“集体”一词将主体与客体，也就是人与非人包含在一个整体中，进而呼吁一种万物的民主、一种包含人类与非人类的集体政治模式，取代自然与社会二分的政治。

自AN T问世以来就遭到各种批评：如林奇（Lynch）批评AN T暗含万物有灵论；柯林斯与叶尔里（Colins &Yearly）认为AN T无法获得非人行动者知识，因而无法对其描述，只能借用科学家与工程师既有的科技知识，因此在S T S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 S K）的论争中，把“认识论的鸡”（意思是说其胆小怯懦）称号原物奉还给拉图尔；柯林斯尤其质疑非人本体论，认为S T S政治策略的焦点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而非人与物之间，只有人类学家，没有非人类学家；哈波斯（Harbers）更对此直言不讳——“所有非人的背后，最终被追究责任的还是人”。对于网络模式，批评多集中于其相同的联结机制如何产生不可通约的后果。对此，拉图尔自己也承认“指责这一理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并非没有道理”，后期通过“存在模式”研究强调AN T中被漏掉的差异性。

尽管有学者认为拉图尔是“天真的实在论者”、非实在论者，AN T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否认主客二分之间的对立。通过将各种实体虚化，将实体之间的关系实化，拉图尔构建了由介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准主体、准客体和杂合体组成的行动者网络。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拉图尔是“克服二元论问题最出色的哲学家”，拉图尔亦自称其物的理论是“哥白尼式反革命”，扭转了哲学的参照体系。拉图尔将实体唯物论改造为关系唯物论或者实践唯物论，打破传统哲学的先验进路，将S S K的社会建构论向前推进，从而开启了科学哲学的唯物论转向。因AN T影响，皮克林创立了自己的冲撞理论，并弥补了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拉图尔对“非人”之物能动性的肯定则影响了新物质主义者本内特（Jane Bennett）等人。

（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