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中，行动力指个体做出选择的权力和自由，以及在现行社会结构中执行这些选择的能力。“Agency”一词最早出现在1685年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行动力”一词构建在行动者（agent）/受动者（patient）这一颇具亚里士多德意味的二元对立体之上，并进一步反思行动力与行动（action）之间的关系。具有哲学属性的“agency”一词则最初出现于英国哲学家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的《演讲录》（Lectures）中，指“行动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此后，休谟（David Hume）将“行动力”置于行动/冲动二元对立框架中思考，其经验主义哲学观在“行动力”一词的哲学建构中加入精神维度。进入19世纪，深受启蒙思潮影响，该词具备“启蒙主体”、“人文主体”内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及后现代理论合力完善了“行动力/能动性”一词的理论构建。
在文化研究中，“行动力/能动性”的概念界定与“主体性”和“身份”等概念的演变密切相关。主体性指人之为人或作为自我的状态或过程。在《沉思录》中，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从而完成了西方哲学史第一次“灵与肉”的分离。通过分离主体与客体，主体性原则逐步确立起来。自笛卡尔之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现象自我与超验自我，但依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意识/现实二元认知模式。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首次引入“他者”概念，提出主/奴主体认同辩证论，丰富了西方主体性理论。此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社会与无意识两条思想脉络上发展了各自的主体性理论。20世纪，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延续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这两条主线，同时，在后黑格尔哲学思潮的关照之下，出现了第三条主体性理论线索——欲望主体论。沿着第一条理论线索，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相继修正与改造了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在第二条线索上，拉康和克里斯蒂娃汲取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思想精华，极大地推进了无意识主体性理论的发展。他们认为主体是语言的建构，但两人均对前辈学者的理论进行了大幅修正。第三条主体性理论线索始自科耶夫对黑格尔主/奴辩证哲学的重新诠释，这条欲望主体论之线囊括了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和朱迪斯·巴特勒数位20世纪至关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
在《文化身份问题》（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一文中，文化研究巨擘斯图亚特·霍尔运用3种模式梳理身份的演变——启蒙主体、社会学主体与后现代主体。这一模式对“行动力/能动性”概念的理论构建很有启发意义。启蒙主体“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之上，即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个体，他被赋予理性、意识和行动的能力，其中心由一个内核构成……自我的核心便是人的身份”。社会学主体的“内核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的，他人将所处世界的文化——价值观、意义以及符号影响给主体”。从启蒙主体向社会学主体的转变代表了身份从自给自足的统一实体向社会建构的身份转变的过程。而后现代主体则指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的主体，它“不再是统一于连贯‘自我’的身份。内在于我们的是相互矛盾的身份，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而我们的身份总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霍尔批判本质主义身份，认为“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构建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进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身份是主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主体自身所处文化与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认同或反认同产生的话语效果。由于身份本身的抽象性，尤其是后现代语境下稳定统一主体的消失，使得我们很难捕捉到身份的实在内核。变动不居、甚至多重异质的身份需通过主体在话语中占据的具体位置或主体所处的不同认同过程和样态来呈现。
正是这样复杂、多样和流变的主体和身份性概念，使得“行动力/能动性”得到了重视，主体，尤其是弱势的主体，不是被动的产物，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动性。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行动力/能动性”创造和激发自己的身份和主体性。这在后殖民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行动力/能动性”是范农、巴巴、斯匹瓦克等后殖民理论家使用的重要概念，特指后殖民主体在殖民或后殖民语境下挑战或抵制帝国权力时采取行动的能力。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压迫，后殖民主体逐渐丧失了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从而丧失行动力。在《属下阶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斯皮瓦克集中探讨属下阶层被系统化消声、被剥夺行动力的状况。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则架构于后结构主义与拉康心理学之上，他敏锐地洞察出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研究论述虽深刻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却未能摆脱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因而，巴巴的理论矛头不仅指向殖民统治的终结，更深入挖掘滋养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因子和思维模式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深层心理机制。巴巴从权力话语层面分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认同模式、差异化策略及心理机制，探究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相遇时引发的心理与潜意识的抵抗、融合、冲突与转变的微妙过程，着力在文化裂缝处的域限空间内挖掘行动力。霍米·巴巴试图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外寻求殖民情境中“抵抗”的可能性，他把“抵抗”的场域置于两种文化遭遇的“含混”之处，提炼出后殖民主体的“混杂”、“摹仿”等抵抗策略。这些抵抗策略彰显着后殖民抵制政治的可能性、可行性、复杂性和有效性，包括重构本土后殖民意识形态、语言或话语，重构后殖民主体。(www.xing528.com)
在晚近的新物质主义尤其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力/能动性”甚至被应用到作为客体的物上面来。人并不是对物有绝对的掌控地位，相反，在物和人的关系中，物也会体现出这种“行动力/能动性”。
（陈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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