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新物质主义

新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其发端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与21世纪的世纪之交。当时，西方学界出现了一批前卫学者试图走出社会建构论的认知束缚，重新阐释“物质”的概念，以在存在论层面上寻求一种阐释科学实践的适当方法。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种与“物质”相关的哲学话语开始浮现，试图重构语言与现实、意义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随着2010年前后新物质主义一批革新意义的专著出版，新物质主义思潮也走向了全盛期。

在历史上，“物质”的概念并非第一次进入人文研究界的核心视野。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理论中，物质的概念大多指的是人类社会结构，或是人类社会结构及其他物体中所“蕴含”的人类意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体论和认识论受到后结构主义研究的严峻挑战，曾经风靡学界的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开始退后。其后，受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以及之后的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强调语言、话语、文化和价值等概念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出现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对物质现象与物质过程的关注也开始随之变少。正如新物质主义指出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将世界解构为一种语言学建构或社会建构，是一个“去物质化”的过程。

此前占据人文研究主导地位的“语言学转向”认为，社会是由语言建构的。然而，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量子物理学的出现——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研究者开始逐渐意识到“语言学转向”观点的先天不足，学界开始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来阐释和分析物质及其生成过程。正如戴安娜·库尔（Diana Coole）和萨曼莎·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在《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s）一书中指出的，这种对“新的视角”的需求虽然有些分散，但是非常广泛，这也显示出“语言学转向”相关的文本分析方法已经不足以解读当今的社会，尤其是其中的环境问题、人口学、地理政治学与经济变化的相关议题。相比于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语言学转向”，新物质主义重视世界的身体维度与非二元对立的结构，在认知层面对思想—身体的二元对立发起了挑战。

新物质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物质”概念的重新解读，这种重新解读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物质转向”的浪潮之中，物质所具有的活力、动态性、能动性等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新物质主义颠覆了能动性是人类独有的观念，指出非人自然也同样具有能动性。新物质主义反对语言学转向带来的人类对语言和思想的过度自恋，主张关注在非人物质中广泛存在的能动性。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无论是在人类个体内，还是在非人自然和人造产物中，物质都是广泛存在的；同样，能动性也是广泛存在的。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行动体”（actants）概念中，非人或者说后人类世界中便存在着行动的物质来源。借助“行动体”的概念，本内特在《活力之物》一书中探讨了多种非人物质具有的能动性与活力，如电流、污染物、化学物质、聚合体、赛博格、垃圾等。此外，阿莱莫在《身体自然》中也分析了有毒化学物质所具备的负面的破坏力，并称之为“异常能动性”（deviant agency）。

新物质主义质疑能动性的界限，试图发掘物质所具有的“内在创造性”，将能动性的范围扩大至人类之外，展现出外部与内部、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将生命、语言、思想共同置于一个非二元对立的视角之下，有力地反驳了人类自认为可以主宰世界的自恋情绪。在新物质主义视域内，任何物质都具有能动性，这一点是不以人类的意志或理性而改变的。由此，能动性不再是将物质与人类区分开来的属性。长久以来，物质被视为一种被动的、原始的、野蛮的或惰性的存在。具体而言，物质被认为是无法拥有灵魂或生命的，其存在方式也是非动态的，人们只能通过尺寸、形状等基本属性来描述其特征。新物质主义理论在挖掘物质固有的内在活力的过程中，将物质从与自动论与机械论的长期关联中解放出来。自此，人类具有能动性这一点不再是其优越于其他物种的理由。在这一背景下，非人自然和人类个体能够以平等的方式共存，共同建构一个彼此相连的生态网络。(www.xing528.com)

新物质主义指出，物质并非静止或被动的存在，而是一种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动态存在，这也是物质能动性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关于物质具有的能动性与动态性之间的关系，新物质主义的核心人物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曾使用“能动实在论”（agentialrealism）理论进行阐释。“能动实在论”出现在巴拉德的《与宇宙相遇》（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一书中，主张“现实”是由物质过程和话语过程共同构成的存在，因此物质一词“并不是指代客体内在的固定属性”，而是“客体正在进行的物质化现象”。这种进行时的状态使得物质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物质并不是“固定的，既成的，或不同过程共同造成的纯粹结果。物质既是产品也具有生产力，既是生成物也具有生成力”。换言之，物质是充满能量的，而且能够给予他者能量；物质是充满活力的，并且能够给予他者活力。这样的一种物质存在，具有其独立的意志、适应力与抵抗性，既影响着现实世界，也被现实世界所影响。

在新物质主义视野中，具有生成力和生产力的物质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展现出偶然性、生成性与相关性。物质并非一成不变的或一块被动等待人类书写的“白板”，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嬗变与变形的动态的“生成过程”，是一种“能动性的凝结体”。物质的这种复杂多维性，在阿莱莫的“内部—行动”（intra-action）概念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内部行动”是阿莱莫创造的术语，用来指涉“‘客体’的不可分性与‘观察能动性’”。“内部行动”与“相互作用”不同，后者更加强调具有争议性的（主—客）二分法，而“内部行动”则着重于展示物质的物质化过程。巴拉德认为，“内部行动”的概念体现出宇宙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能动的、内部行动的过程”，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物质，都是通过内部的行动来展现其能动性的。

正如人类的能动性会对他人和现实世界造成影响一样，物质所具有的能动性也具有同样的功效。因此，只有正视物质所具有的能动性，才能摆脱语言学社会建构框架的束缚，更加平衡地审视现实世界中的力量博弈。当然，新物质主义带来的“物质转向”并非完全否定语言学转向，而更多的是“重构”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成果，试图完成后现代主义的终极目标，即“解构语言—现实的二元对立”。由于新物质主义理论的本体论倾向，新物质主义不仅在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研究中绽放魅力，同时在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回响。目前，研究者对物质文化的兴趣不仅体现在政治科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包括了性别研究、跨物种研究、酷儿理论、新媒体研究、科技史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等。可以说，新物质主义所带来的“物质转向”对整个人文社科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