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作为文学批评“历史转向”总体趋势的一部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以独特的文化策略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同时挑战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并在“历史与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自我表述中迅速聚合了大量边缘的“社会能量”，成为名动一时的理论时尚和影响深远的批评实践。

在其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新历史主义深受多种批评方式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怀特的“元历史”理论、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 “深描”方法、解释学的历史性学说和解构主义的“互文性”观念，都对新历史主义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理论来源的杂糅状态，使其成为缺乏统一理论支撑的碎片的拼贴与汇总，表现出多样化复数化的批评形态。当然，其学说主线主要形成于对传统历史观和形式主义批评局限性的清算过程之中，并在有关“结构—主体”二元对立论争的夹缝中发展壮大。旧历史主义否定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论传统，强调客体决定论和历史的总体发展观，但遭到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激烈攻击；形式主义对文本进行自足性的“内部研究”，但排斥了文学与历史、文本与主体等外部因素的关联，陷入了“形式化”的泥淖。新历史主义在两者之间找到观念方法更新的批评飞地，由此出发而对形式与历史的母题加以重新整合，从而将艺术价值的恒常性与批评标准的现实性、方法上的共时态与历时态、文学特性与史学意义等母题显豁出来，重新以文化大视角审视主体与历史，关注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政治以及主体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一种揭示文化文本间性的“文化诗学”和寻求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折中平衡的“历史诗学”。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强调政治文化批评的“文化诗学”。它以“颠覆”、“抑制”和“巩固”等表达文化政治与权力关系的词汇作为自己文学批评的轴心概念，将“历史”拆解成异质的、断层的、复数的“histories”和由社会交往、经济活动、政治斗争以及国家权力、文学艺术与道德伦理构成的“权力关系”。它承继福柯的思想路径，将权力看成渗透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中的控制和抵抗关系，看成“压制性”与“生产性”的统一和对“历史中的各种力量或社会能量的总称”。它在对文本进行解读之时，试图利用这一权力理论“发现”文学文本最初生成与消费时的那种原生态历史语境，但同样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发现”者不过是在从自身出发对文本进行的二次建构。在二次建构过程中，文本被纳入特定的权力话语构成的网状结构内，它便承担了“自我意义塑形与被塑形、自我言说与被权力所说、自我生命‘表征’与被权力话语压抑的命运”。这样一种关系，表现为“颠覆”、“抑制”、“强化”三位一体复合性的认同、利用和化解，从而，“能量”在三者之间不断得以“流通”与“交换”，以期达到一种“协合”的状态。

新历史主义也是一种重新解读历史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历史诗学”。它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作为其批评实践的主要立足点。在这一关于其本质特征的著名概括中，“历史的文本性”指人们只有通过“源自选择性保护和涂抹”的文本才能接近一个物质性的历史存在，而当文本转化成“档案”时，它们自身也充当后人的阐释媒介。经过选择的文本成为历史撰写的依据，也成为对文本的文本阐释和对表述的表述；历史在文本中留下自己的镜像，而历史事实只有通过经过权力挑选和抹除而保存下来的“文本”才能得到表述。“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所有的书写和阅读形式（包括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乃至社会大文本）的历史具体性与物质性；文本并非是一个超历史的审美客体，而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阶级、权力以及文化等语境的产物。文本解读应该注意文本阐释的特定语境以及这种语境对文本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的“抑制”与化解等作用，即要进行“双向调查”；文本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它在不同的点和场中（阐释者所处的特定语境）不断生成，而文本也只有在纳入到具体的语境之中时才能显现其意义。文本是彰显历史意义的存在体，甚至就是构成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本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历史与文本一样都具有“诗性”的深层结构，都充满了想象性与虚构性。这一历史观和旧历史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是小写的复数的“histories”，是一种开放的对话结构和偶然性的、即兴的历史，如同文本一样等待着被阐释。(www.xing528.com)

“新历史主义”作为特定批评术语首次出现在威斯利·莫里斯1972年出版的著作《走向新历史主义》（Toward aNew Historicism）中，但莫里斯的观念实际上仍属于所谓“旧”历史主义之类，与后来在文论界引起轰动的“新历史主义”大相径庭。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在其为《文类》（Genre）杂志的一期专刊所写的导言中正式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一时应者云集，迅速扩展为一个多学科、超国界、多流派的松散的研究群体。但被笼统地归入这个流派中的批评家对这一称谓充满疑虑，格林布拉特本人更倾向于“文化诗学”，而怀特则更愿意称之为“历史诗学”。也许这种命名危机正映射出其批评方法上的困境，即共时性与历史性、文化表述与历史事实、远离中心与沉沦边缘、回归历史与沉迷历史碎片之间新的失衡与倾斜。而这也正是当前文学理论自身所面临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理论界出现了“新历史主义之后”的呼声，这被看作新历史主义走向颓势的标志，这大约同时也是人们对文学理论和新历史主义摆脱困境的善意期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