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一词出自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和迪尔凯姆一起被公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深远的著作中，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产业地域分布、职业统计、宗教构成、教育类型等诸多因素的考察，韦伯揭示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对资本主义精神发生影响的酵母，应该到西方宗教精神，尤其是新教精神中去寻找。“新教”，德文原文为“Protestanten”，意为“抗议者”，指的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各教派以及随后又从这些教派中分化出来的更多教派（包括路德教、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派等）的统称。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尤其是天职观念、命定说、禁欲主义、忏悔期限论等内容，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在韦伯的研究中，“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韦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营利，更不能等同于贪欲。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是对贪欲的抑制，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具有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以获利为目的的行为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具体的表现就是，通过勤勉、刻苦的劳动，依靠合乎理性的、健全的会计制度，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投入资本，并从而获得预期的利润。因此，资本主义是依靠持续的、理性的、交易的方式来获利的经济行为。体现于经济领域的这种合理性观念同时会渗透和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气质或者社会心态，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而又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它是欧洲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表现在经济行动中，它是利用交换及和平方式获得预期利润；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其核心是理性和禁欲。具体而言：其一，对金钱的追求或者通俗地说赚钱，成为一种“合理的伦理原则”，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而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其二，赚钱，表现着一种“与一定宗教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情感”，它是一种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是资产阶级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在韦伯看来，赚钱的天职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其三，表现在企业家身上主要是创新的精神、坚定的行动和洞若观火的远见。最重要的是，节制有度，诚实守信，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
通过对世界诸种宗教形式在经济伦理方面的考察，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来源于信奉加尔文“预定论”的新教的“天职观”。“天职”一词“把完成世俗事务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认认真真地完成上天所交付的世俗使命，“敬神如神在”，是韦伯眼中的新教伦理要旨。韦伯认为，基督教禁欲主义本来就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合理特质；而在新教伦理中，禁欲主义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入世禁欲主义”更是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式。它通过使信徒的行为规律化，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使一个人能够抑制感情，过一种警觉而又睿智的生活。在韦伯看来，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强制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通过相得益彰、互相促动的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把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促进财富的增长，完成上天交付的世俗使命，这大概是韦伯思想的基本内容。所以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www.xing528.com)
从表面上看，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理论似乎是在主张一种“宗教—伦理—经济”的单向决定论。实际上，他并不否认存在着一个逆向的作用过程。而且，对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韦伯持有相当程度的肯定，这在《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韦伯的立场是：社会科学宗旨之一就是要澄清人类社会各种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经济有经济自身的价值，宗教也有宗教自身的价值，而无论是物质因素还是精神因素，都必须通过造成社会现象的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张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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