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关键词

“现代主义”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总括性的词语。它一般被用来指称西方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多世纪里“作为一场整体的文化运动和阶段”（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这场整体的文化运动率先从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文艺领域开始，逐渐波及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被纳入这场运动里的艺术流派通常包括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各种形式的抽象主义和先锋派等等。要从总体上概括这场影响深远的整体文化运动的特征，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理解和把握“现代主义”这种特殊的、多元的文化现象。

从词源和词义上看，与现代主义相关的“现代”一词出现于欧洲的中世纪，那时与它相对的是表示“古老”的“古代”。“现代主义”一词从18世纪以来开始出现在西方文化和文艺领域里，在实际使用中，往往具有否定与肯定两方面的含义。在否定的含义方面，它或者指文艺技巧和风格上的拙劣、古怪，或者被用来谴责背离传统的“异端”。在肯定的含义方面，它经常指一些新颖的、激进的、创新的美学与文艺上的趋势。1950年代之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开始流行，词义逐渐由广变狭，尤其是指19世纪晚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社会在文艺上的各种趋势、思潮和实验性的创作，其词性逐渐由否定和肯定趋向于“中性”。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现代主义的产生与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两个方面引人注目的变化有关：一个变化是丹尼尔·贝尔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所强调的文化生产媒介中出现的摄影、电影、收音机、电视、复制和记录等各种新技术。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里把这些发展及其在文艺上的趋势称为“对媒介的偏执”。威廉斯在《现代主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里认为，对这些在现代主义时期取得的“决定性进展”做出的回应，就是在文化上形成的各种派别，它们以各种“宣言”表明了对这些发展的热情或者轻蔑。第二个变化是西方新的“文化大都市”的形成，这使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都市现象”。根据威廉斯的看法，由各种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流亡与放逐，在巴黎、维也纳、柏林、伦敦、哥本哈根、纽约、芝加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里形成了一批“没有边界的艺术跨国首都”，其中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如阿波里奈、乔伊斯、贝克特等人。在威廉斯看来，“这种无止境的跨越边界”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内在动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了西方社会中一种持续的“知识霸权”，它们通过官方的、机构的、个人的、小圈子的渠道，不断对现代主义运动产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从政治倾向上看，现代主义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革命与反革命、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主义与地方主义、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联系，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表达出来的艺术立场，往往与他们的政治倾向具有内在的联系。例如，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马雅可夫斯基、毕加索、布莱希特、茨威格等人，以及具有法西斯主义和保守倾向的达努奇奥、马里内蒂、庞德、刘易斯、艾略特、叶芝等人。他们在文化上和艺术上的“宣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他们的政治宣言。重要的是，一些现代主义者往往把创造与破坏、革命与颠覆、民主与大众简单地联系起来，并且竭力在文艺作品中宣扬这样的观念，以至文艺运动在外表上经常成为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先声与传声筒。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认为，在19世纪，“主义”一词意味着政治和文艺方面的运动、信条和趋势，在20世纪则出现了尊崇各种“主义”的黄金时期。这种看法实际上指出了现代主义的各种趋势与社会政治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人们的内心体验来看，表现在“现代主义”之中的“现代体验”与传统的体验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对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感受方面，对现代社会以及工业文明的成就造成的短暂、流变、偶然、分裂、碎片的感触，远远超过了前工业社会和传统的农业社会对永恒、稳定、必然、统一、整体的感受。在文化上，“世纪末”的感受、忧郁的、深刻怀疑主义的、强烈自我批判的思潮弥漫于整个上流社会的精英文化之中，反叛和挑战传统因而成了文化精英们竭力追逐的时髦思潮，大卫·哈维把这种倾向称为“创造性的破坏”。在哲学上，人们对从笛卡尔以来构成启蒙主义思想基础的“主体性”哲学之失败的哀挽感受，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在制造的关于进步、解放、自由、平等、科学、理性、幸福、乐观主义、永恒真理等等神话。这些分裂的、悖论式的、自我矛盾的内心体验和感受，经常以复杂的感性形式表现在现代主义的各种“文本”和“形式”之中，并且经常在读者内心造成颠覆性的感受。(www.xing528.com)

从性质上看，现代主义大体上具有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里所说的“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与“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两种不可调和的性质。前者（也可以称为“启蒙的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繁荣持拥抱与赞美的态度，并且抽象地肯定资本主义文明传统中的理性、人本主义、自由等核心概念。后者（也可以称为“审美的现代主义”）则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价值标准，公开拒斥和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成就，其表现从反叛、自我流放直到宣扬无政府主义。这种倾向发端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并导致了20世纪“先锋派”（Avant-garde）的产生。然而，在看到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主义之间的敌对之时，也应当看到威廉斯所说的在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形态的迁移”中，曾经以激进姿态强烈否定资本主义的审美的现代主义，也很容易丧失其“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在新的情景中达到“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现代主义的政治》）。

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无疑有功于西方文化史上最大的一次文艺创作的高峰，其成就主要体现为在几乎所有文艺领域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实验，但由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对文化的一致性、传统的道德准则、文化标准的怀疑，以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模糊、艺术评判标准的日趋“民主化”。接着，在19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以反文化和反现代主义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

（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