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性（Habitus）：文化研究关键词中的重要概念

个人与社会本是相生相成的有机整体，然而在传统社会科学中，对个人的研究往往归属于心理学范畴，对社会的考察则划归为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布尔迪厄（1930—2002）采取一种关系式研究姿态使社会学打破个人和社会分离的社会学传统，聚焦于具体而微的日常社会实践而不是抽象演绎的理论思辨。“习性”概念就源于这种关注实践、关注身体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习性”概念的酝酿与布尔迪厄早期所从事的经验研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当他在阿尔及利亚做田野调查时，他目睹当地社会前资本主义经济遭受剧变，农民失去土地被亚无产阶级化，此后他回到法国本土进一步研究法国贝恩亚农村社会。他意识到社会变迁与个体性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不可忽视的联系。而此前的各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理论及分析模式要么侧重结构，要么倾向主体性，它们都无力透彻地解释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对制约性的、前在的社会客观结构置若罔闻。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理论把“关系的方式”带入社会科学研究，并且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学科——社会学提供了走出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但是结构主义的客观“规则”完全抛弃了主观再现的能动性，将一切社会和文化都看作结构性的制度和规则的总和，个体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承担者和被动执行者而已。这种超越历史的、恒定的共时结构，难以解释精神结构对规则的主观内化，也无法说明实践的生成性活动。布尔迪厄认为个体和社会，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身体和精神的对立，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的日益脱节都是人为、虚幻的设定，都无益于揭示社会世界的真实逻辑。他试图从实践的维度消解在社会学，乃至哲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因此，习性、场域和资本等概念的建构深刻地体现了他试图将个体与社会，主体与结构结合起来，从宏观视角分析问题的关系式方法。

布尔迪厄关于习性的构想，还来源于埃尔文·潘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 1892—1968）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思想》的影响。潘诺夫斯基发现，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对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之间，在大教堂建筑与神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同源性。也就是说，经院哲学的教育无疑影响了中世纪的时代精神、心智活动，并渗透进当时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思维方式乃至鉴赏判断之中，也就此成为哥特式建筑师的重要思想基础。潘诺夫斯基认为“心智习惯”不仅仅在制度、实践和社会关系中传递、渗透，它本身还作为特定条件下人的思想、行为的生成图式，一种“形塑习惯”的力量起作用。布尔迪厄受到潘诺夫斯基的“心智习惯”和“习惯形塑力量”等观念的启发而发展出习性概念。

行动者的习性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社会空间的主导规则内在化和具体化为性情结构，另一方面指习性作为生成性结构，能够生成具体实践行为的功能。因此习性是“被建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和“建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习性在客观上是被规定的和有规律的，它们会自发地激活与之相适应的实践，就像一个没有指挥的乐队，仍然可以集体地和谐地演奏。

“习性”概念和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密切相关。实践逻辑不同于理论逻辑，它是一种前语言的、类似于游戏感的模糊逻辑。人们总是亲身体验到游戏感后，才能真正理解游戏规则，并获得正确参与游戏的能力。对游戏规则的理解被铭刻进人们的身体，形成前反思的意向性。譬如，足球运动员和足球比赛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契合关系。运动员通过长期的苦练、熏染，不断加深对足球比赛的理解，以至于他们的身体可以本能地意识到球的落点、走向、速度，下意识地控制足球，并同其他队员的配合意识相结合，最后躲过守门员的拦截把球送进大门。

行动者漫长的成长过程，正是个人学习和理解社会规则，并得以社会化的历程。伴随行动者的成长，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特定的信念经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产生一种从实践体验流露出来的认同。行动者的内在精神结构和客观社会结构之间逐渐形成一致性，主体对世界产生某种“信念经验”（doxic experience），即一种前语言的、下意识的对世界的想象，一种对于世界的误识。习性就建立在对世界的“误识”之上。因此习性是一种身体知识，体现了社会空间和身体性情之间双向的辩证作用。因此社会实践既不是一个主体以纯粹认知关系面对客体世界，也不是社会环境将机械的因果规律强加给社会行动者。习性萌生于客观社会结构、制度和主观习性的契合中。(www.xing528.com)

习性将集体和个体的历史内化、具体化为性情倾向，将“历史必然性转化为性情”。因此习性作为历史和未来之间的中介，它脱胎于过去的历史，成为一个被铸造的结构。它使得过去的、沉积在感知、思维和行动中的经验，复苏为鲜活的现实存在，并长时段地生成未来的生存经验和实践。因此，习性总是与社会文化母体保持广泛、深层次的联系。习性内化了个人接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浓缩了个体的外部社会地位、生存状况、集体历史、文化传统，同时习性下意识地形成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什么样的习性结构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

习性概念辩证地沟通了主观与客观，内化与外化，结构与建构，规则与生成这些二元关系，进而表明，经济和社会等生存条件形塑着实践，实践又反作用于这些生存条件。习性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揭示出所谓个人、私人和主观的都是社会、集体的建构物。习性观与许多社会学、经济学遵循的理性行为观念分道扬镳，后者将实践视为有目的、理性筹划的自由选择。这种观念忽视了实践行为受制于行动者内在化的社会和历史条件的现实，也忽视了实践行为某种自发的和模糊的生成逻辑。正如一个肤浅的市侩和一位胸中有韬略的知识分子同时参加社会游戏的竞争，二者面对未来的姿态、眼光以及遵循的策略和实践轨迹迥然不同，这显然与他们的社会身份、文化背景和行为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习性”使这种历史性关联突显出来。

习性作为被建构的结构，拥有长期生产性情系统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即在社会空间中不断将社会等级内化和铭刻在行动者的心智结构和身体之上，并通过行动者的实践，巩固和再生产这种社会等级区分。因此，习性是社会权力通过文化、趣味和符号交换使自身合法化的身体性机制，它使得行动者受制于塑造他们的环境，想当然地接受基本的生存境遇，从而使现存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结构深入人心地合法化。

习性概念也是社会学反思方法的重要概念，它对身体性情和权力运作关系的揭示，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提供了有效的分析途径。进行符号生产的知识分子，同样无法逃脱文化游戏的权力巫术，布尔迪厄通过反思参与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习焉不察的习性，他们的成长轨迹、性情倾向和逻辑盲点，从而洞悉学术研究、科学探索等符号活动中的象征权力逻辑。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为知识分子直面现实公共问题、走出象牙塔积聚了批判力量。“习性”和“资本”、“场域”构成的概念三重奏缺一不可、互为补充，成为布尔迪厄为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中，符号权力的社会再生产巫术祛魅的重要分析工具。

（张意）